1999年，世纪之交的钟声即将敲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末世狂欢与新世纪憧憬的奇异气氛。

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科技领域，互联网的热潮已然演变成一场席卷一切的癫狂盛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如同搭载了火箭，悍然突破5000点历史大关，一个个仅凭概念、甚至只有简单网页构想的公司，在Ipo当天就能创造出股价翻番、甚至翻数番的财富奇迹，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不断调高着各种不可思议的目标价。

这股狂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正在奋力追赶世界的中国。北京、上海、深圳，无数的咖啡馆和简陋办公室里，涌动着渴望成为“中国版雅虎”、“中国版亚马逊”的年轻面孔，门户网站、b2c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等概念层出不穷，融资消息一个比一个惊人，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每一个造富神话，仿佛一个全新的、由代码和资本主导的美丽新世界正在眼前铺开。

在这片震耳欲聋的喧嚣中，远在上海的“星火科技”团队，再也无法保持王钦所期望的冷静。那位王钦高薪聘请来负责日常运营的年轻cEo，多次带着充满焦虑和急切的神情，通过电话和面对面向王钦建言，语气几乎是在恳求甚至是警告：“王总，时代变了！现在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立刻转型，集中所有资源，要么做综合门户，要么切入电子商务，这才是资本市场的宠儿！我们必须拥抱泡沫，加入这场盛宴，否则我们就是在逆天而行，将彻底‘错过一个时代’！” 团队里那些年轻的工程师和运营人员，也普遍被这种氛围感染，人心浮动，认为王钦的保守策略正在扼杀他们的梦想和潜在的财富。

身处深圳华创总部的王钦，感受到了来自上海的巨大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于商业判断，更来自于一种对时代洪流的审视和自我怀疑。在无数个深夜里，他审阅着华创稳健但增长缓慢的财务报表，再对比着媒体上那些火箭般蹿升的互联网公司估值，一个尖锐的问题会不受控制地冒出来：自己的坚持，是否真的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顽固？是否真的让华创和“星火”错过了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历史性机会窗口？这种怀疑，对于一位一贯自信的领导者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煎熬。

最终，在经过反复的、痛苦的权衡后，王钦作出了一个充满矛盾与无奈的折中决定：他批准“星火科技”可以拿出一小部分资源（约占总预算的20%），组建一支精干的小型团队，尝试运作一个专注于“It产品资讯和用户社区”的垂直网站，以此作为对互联网热潮的一种有限度的参与和试水。但他同时划下了不容逾越的红线：“星火”的主体业务和大部分资源，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深耕能够带来稳定现金流的企业建站服务和“华南商贸信息网”的运营，并且为那个新孵化的网站项目设定了严格的、阶段性的烧钱上限和用户增长目标，一旦超出立即叫停。他心里很清楚，这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妥协，目的在于安抚内部躁动的人心和不满的投资人，也为了让自己不完全置身于这场世纪大潮之外，能够近距离观察和感受泡沫的肌理，但绝非战略上的转向。

与此同时，在华创电子主体内部，面对同样存在的浮躁情绪，王钦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不容置疑的坚定。他继续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推进那条在他看来更为务实的“互联网+硬件”战略。

“网络电脑”产品线迎来了基于Intel最新pentiu III处理器的新一代型号“网灵II代”，不仅在硬件性能上大幅提升，王钦更指示软件团队，开始尝试预装国内金山软件公司开发的wpS办公软件和金山毒霸安全软件，探索构建一个围绕自身硬件产品的初级软件应用生态，增加用户粘性。而在工业领域，“设备联网”的“风筝”系统成功接入了更多重点客户的数控机床和生产线上，日积月累的运行数据开始显现出超越售后服务的价值——华创的数据分析师能够根据设备运行数据，为客户提供生产效率优化建议，这使得“风筝”系统从一个售后工具，开始向增值服务平台演进，相关的服务性收入也因此稳步提升。

1999年9月，一个金色的秋天，华创电子迎来了自主创新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由“华创-清华微电子联合实验室”设计的第二款、代号“擎天”的工业控制芯片，在克服了无数工艺和设计难题后，成功实现了百万颗规模的成功量产和下线！这颗芯片相比第一代，集成度提高了40%，处理性能更强，功耗更低，并且成功打入了国内几家大型机床企业的供应链，应用于其高端数控产品中。在简朴而隆重的量产庆功会上，王钦手握着那颗小小的、却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芯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在世纪之交，华创献给自身最好的礼物，它无声却雄辩地宣告：华创在攀登产业技术高峰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