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也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办公室里，我不再轻易对某些政策或现象发表激烈的看法，即使听到同事们闲聊一些敏感话题，我也大多保持沉默，或者一笑置之。我学会了用“还需要多学习”、“这个情况不太了解”等话来应对一些可能带来麻烦的讨论。

我甚至开始留意起一些细节：比如文件递送的顺序，会议座次的安排，对不同级别领导称呼的微妙差别……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其实都暗含着权力的秩序和边界。

有一次，处里需要给周副秘书长报送一份紧急材料。张主任本来安排老张去送，但老张临时有点事，便让我跑一趟。我拿着材料来到周副秘书长办公室外间，刘秘书不在，里间的门虚掩着。我犹豫了一下，没有直接敲门，而是选择在门外安静地等候。过了几分钟，刘秘书回来，我这才通过他，将材料转交给了周副秘书长。

事后，刘秘书私下里对我说：“致远，你做得对。领导的办公室，不能随便闯，这是规矩。”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的一个举动，竟然符合了某种潜在的“边界”要求。

这种对权力边界的学习和适应，并非一种愉快的体验。它常常伴随着一种自我约束，甚至某种程度的自我压抑。我感觉自己身上那些原本张扬的棱角，正在被一点点地磨平。有时候，我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疲惫，仿佛戴上了一副无形的面具。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个庞大的体系内，如果你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学会它的规则，尊重它的边界。莽撞的冲撞，除了头破血流，很难有别的结果。周副秘书长的话犹在耳边：“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做事。”

这份对权力边界的初步认知，让我褪去了不少书生意气，增添了几分沉稳和审慎。我不再是那个以为仅凭一腔热血和手中之笔就能荡平天下不平事的青年。我明白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推动改变的巨大能量，也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和限制。要想用好这把剑，必须先熟悉它的重量、长度和挥舞的规则。

我的视线，不再仅仅聚焦于那些刺眼的问题和不公，也开始投向这套维系着庞大国家机器运转的、复杂而精密的权力结构与规则体系。

我依然记得清河县的乡亲，记得狗娃那双渴望的眼睛。但我知道，帮助他们，改变现状，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呐喊，而是更深的智慧、更强的能力，以及在这权力迷宫中，找到那条通往目标的有效路径的耐心与毅力。

权力的边界，于我而言，不再是一道令人沮丧的禁锢，而是一个需要去认真学习和驾驭的客观存在。

我，林致远，正在这条边界上，小心翼翼地学习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