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岭村出来，李卫国问我：“县长，还去哪儿？”

“不去村子了，去地里看看。”我说，“找一片正在干农活的地。”

车子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又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在一片相对开阔的河谷地带停了下来。时值初冬，地里没什么庄稼，只有一些枯萎的玉米秆还立在那里。远处，有几个人正在一片田里忙碌着，似乎在整理土地。

我让李卫国在路边等着，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去。这是一片略显泥泞的水田，几个农民正在用铁锹挖沟清淤，裤腿上沾满了泥浆。

“老乡，忙着呢？”我走到田埂上，打招呼。

一个五十多岁、戴着破草帽的老农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把汗，看了我一眼：“嗯呐，把水沟挖挖，不然明年开春积水，秧苗长不好。”他把我当成了过路的人或者上面来的技术员。

“这地，收成咋样？”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在手里捻了捻。土质有些板结，不够疏松。

“就那样呗，好年景亩产七八百斤稻谷，差年景四五百斤。”老农叹了口气，“地没劲了，化肥又贵，用不起那么多。”

“没想过种点别的？比如种点蔬菜？或者搞点稻田养鱼？”我尝试着问。在省政策研究室时，我看过一些农业结构调整的资料。

“种菜？”老农摇摇头，“卖给谁去？咱们这路，菜还没运到县城就颠坏了。养鱼？这水时有时无的，咋养？以前也有人搞过，亏了。”

另一个年轻点的农民插话道：“不是没想过办法，是没办法！上面就知道让我们种粮，可种粮不挣钱啊！辛辛苦苦一年，刨去种子化肥，剩不下几个钱。还不如出去打工！”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想法。农业效益低下，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咱们乡里、县里，没来人指导指导？”我继续问。

“指导？”老农嗤笑一声，“来的干部倒是有，坐着小车，下来转一圈，问问情况，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说的那些啥新品种、新技术，听着好听，可不适合咱们这地方，要不就是成本太高，搞不起。”

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干群之间的隔阂，比土地的贫瘠更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