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先接过处方，反复看了几遍，忽然拍了下桌子：“对！我之前少了活血这步！痰湿黏腻，瘀在经络里，光温化不够，得让它‘动’起来。澜生这思路，把‘温、化、通’合到一块儿了。”

老人的儿子凑过来看方子，眉头紧锁：“各位医生，不是我不信中医，只是这三年吃了太多药……”

“您看这书，”张景岳把《脾胃病效方》递给他，“五百年前的老法子，能传下来，就因为管用。治病就像解绳结，找不对绳头，越拉越紧。以前找的是‘肺热’这个绳头，其实真正的绳头在‘脾’。”

王廷先也说：“这样，先抓三副药，每天一剂，煎的时候放三块生姜、五枚大枣。三天后您再来，要是痰还这么多，我亲自去您家赔罪。”

病人儿子犹豫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那就……试试吧。”

送走病人后，专家们还围在诊室里讨论。夕阳透过窗户，把大家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那本《脾胃病效方》上。

“这就是中医啊，”张景岳感慨道，“看着是治咳嗽，其实是调脾胃；看着是用温药，其实是补阳气。就像下棋，得看三步之外。”

一位学生接过话：“我虽然是学中医的，但在省里中医院实习时，接触都是所谓的中西医结合，自己都觉得中医慢，现在才明白，不是慢，是找‘根’费功夫。西医像除草，看得见的草直接割；中医像挖根，哪怕草长得再高，也得把根刨出来，不然还会再长。”

“说得好！”杨澜生拿起那本线装书，“这本书的作者没留下名字，可他的方子能治好五百年后的病人，这就是中医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死板的药单，是看人、看证、看时机的活智慧。”

管芳在旁边记录，忽然抬头：“那中医之道，到底是什么？”

诊室里静了下来。杨澜生看着窗外的夕阳，缓缓开口：“是‘知常达变’。知道‘肺热生痰’是常，也懂得‘脾虚生痰’是变；是‘见微知着’，从清稀的痰里看出脾阳不足，从舌痕上读出运化无力；更是‘以人为本’，不盯着咳嗽治咳嗽，盯着痰治痰，而是盯着‘人’这个整体，让脾能运，肾能化，气血能通，病自然就好了。”

王廷先补充道：“还是‘传承与创新’。老祖宗留下的‘脾为生痰之源’是传承，咱们今天加的‘活血通瘀’是创新，两者合起来，才是活的医道。”

年轻医生们听得入了迷，有个学生忽然问：“那要是以后遇到别的病，也能这么会诊吗？”

“当然！”张景岳的拐杖又在地上顿了顿，“中医最怕‘单打独斗’，你守着‘肺热’不放，我盯着‘脾虚’不松，其实合到一块儿，才是完整的辨证。就像这屋子的光，一扇窗照不亮，多开几扇，每个角落都暖烘烘的。”

离开诊室时，暮色已经漫过走廊。管芳抱着会诊记录，脚步轻快地说：“杨主任，刚才王主任说，要把这次会诊写成案例，放进研究中心的教材里。”

“好啊。”杨澜生回头望了一眼，王廷先还在诊室里整理病历，张景岳正拿着《脾胃病效方》给年轻医生讲解，他讲到了食疗的应用，讲到了中医在脾胃虚弱中的综合治疗方法的随症治疗，灯光透过窗纸，像块温暖的琥珀。

他忽然想起那位老人清稀的痰涎，想起那些被否定的“肺热”诊断，想起这本不知名的古医书。原来中医之道，就藏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细节里——在“常”与“变”的辩证里，在“传承”与“创新”的融合里，在一群医生围着一张病床，为一个“痰”字争得面红耳赤，却又在彼此的思路里找到答案的默契里。

晚风从国医堂的门缝里溜进来，带着淡淡的药香。杨澜生知道，今天的会诊不仅是为了治好一位老人的咳嗽，更是在践行一种古老的智慧——医道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众手浇花的温暖；不是刻舟求剑的固执，而是因时制宜的灵动。就像那味附子，看似温燥，却能在干姜、当归的配合下，既补阳又活血，把看似无解的“痰证”，变成可解的“生机”。

走廊尽头的挂钟敲了五下，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杨澜生加快脚步，想赶紧把今天的会诊心得记下来。他知道，这只是无数次会诊的开始，而中医之道，就在这一次次思辨、一次次碰撞、一次次向古人学习也向同行请教的过程中，慢慢变得丰盈而深厚，如同那本流传五百年的《脾胃病效方》，不问作者是谁，只问能否治病救人——这，或许就是对“医道”二字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