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电力学院，我遇到了苏刚的同班同学高岩，他告诉我：“苏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了！”

谁都知道，1977年的高考，是挤过独木桥才算赢，而苏刚，这个五年前还在工艺美术厂画搪瓷缸的人，竟直接踩进了全国最好的学府之一。

记忆突然跳回五中的红卫兵团宣传组。那时苏刚总坐在靠窗的木桌前，面前摊着钢板和铁笔，《红卫兵报》的小样在他笔下渐渐成形。他写的评论总能戳中人心，红卫兵团主任多次夸奖他。更绝的是他的钢笔字，刻在蜡纸上时，横平竖直如刀削，印出来竟和书店里的铅印书没两样。有次我帮他裁纸，看见他手腕悬着，铁笔在钢板上走得又快又稳，油墨沾在指缝里，他却笑着说：“字要立得住，人也得立得住。”

我去过他家一次，在大北一小学旁边的四合院里。推开斑驳的木门，迎面不是寻常人家的煤炉和劈柴，而是一张铺着青布的书案，砚台里的墨还泛着光，墙上挂着泛黄的字画，连墙角的青花瓷瓶都透着股文气。他母亲端来茶水时说：“这孩子，放学就躲在这儿看书，连饭都要喊三回。”那时我才懂，他刻钢板时的笃定，写文章时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南湖的印染社印红卫兵袖标。苏刚站在柜台前，指着样品上的美术字说：“你看这‘红卫兵’三个字，笔锋带劲，颜色也正，咱们五中的袖标，就得用他家的。”老板听了笑：“你们这小同志，比我还懂行。”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找这家印染社，跑了南湖周边三个街区，就为了袖标上那几个字能“配得上五中的样子”。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电校，苏刚则进了工艺美术厂。我们渐渐断了联系，只偶尔从老同学嘴里听到他的消息——说他还在坚持看书，说他在厂里办了黑板报，字还是那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