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吐得厉害，把刚喂进去的粥全吐在了我身上，黏腻的粥汁顺着衬衫往下流，带着胃酸的酸味。他喘着气说“对不起”，我赶紧拿纸巾给他擦嘴，笑着说“叔，这粥我本来就不想喝，正好省了”，转身去厕所洗衬衫时，却对着镜子红了眼。

衬衫上的粥渍洗不掉，我就穿着它去给大柱叔送药，丽丽看见问我怎么了，我只说“不小心洒的”，她却突然抱了抱我，在我耳边说“常书，你别硬扛”。

那天下午，她偷偷去超市给我买了件新的纯棉衬衫。

最累的是十月底的那周，大伯突然呼吸困难，需要24小时吸氧，而二柱叔刚好化疗结束，血小板低到需要输血小板，偏偏血库紧张，要家属去献血才能优先安排。

我凌晨四点就去血站排队，献了400毫升血，晕乎乎地拿着献血证跑到血液科，刚把证交给护士，就接到呼吸内科护士的电话，说大伯血氧饱和度下降，让家属马上过去。

我一路跑上楼，电梯里的镜子照出我苍白的脸，嘴唇干裂起皮，献血时护士说我血压偏低，让我多休息，可我哪敢休息。

推开门看见丽丽正扶着大柱叔坐起来，给她拍背，大柱叔张着嘴喘气，像离水的鱼，丽丽的衣服被大柱叔的汗浸湿了，贴在背上，可她手里还拿着一杯温水，轻声说“大爷（大伯），慢点儿，喝口水”。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杯子，发现她的手在抖，原来她刚才给大柱叔吸痰时，被大柱叔咳出来的浓痰溅了一脸，她没敢说，只是偷偷去厕所洗了脸，又回来接着照顾。

那些日子，我们像两只陀螺，在三楼和五楼之间转个不停。白天要给两位老人擦身、喂饭、接尿，晚上要记录他们的体温、呼吸、尿量，还要跟医生沟通病情。

有一次我实在太累了，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就睡着了，梦见老家的酥梨树开满了花，大柱叔和二柱叔在树下摘梨，丽丽穿着红裙子朝我笑，手里举着一个最大的酥梨。可没等我接过梨，就被护士叫醒，说二柱叔发烧了，体温39.5度。

我爬起来就往五楼跑，鞋子都穿反了，跑到病房时看见丽丽正用湿毛巾给叔叔擦额头，她眼睛熬得通红，却比我还镇定，一边擦一边跟护士说“我爸对青霉素过敏，退烧药要用布洛芬”。护士说“家属记得真清楚”，丽丽笑了笑，我却看见她口袋里露出半截笔记本，上面记着两位老人的过敏史、用药剂量、饮食禁忌，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每页的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丽丽总说“要不放弃吧”，可她比谁都坚持。有一次大柱叔因为疼得厉害，拔掉了输液针，说“不治了，浪费钱”，丽丽没哭，也没骂他，掏出手机，让他看看丽书的照片和视频，“大爷（大伯），你看，丽书都长大了，再等几年就要结婚了，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呢。”

大柱叔的手顿了顿，眼泪从眼角流下来，砸在丽丽的手背上，他颤抖着说“好，治，我治”，然后主动伸出手，让护士重新扎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