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上海冬天来得猝不及防，西伯利亚寒流裹着湿冷的空气钻进骨头缝里时，我正攥着两张病危通知书站在瑞金医院的走廊里。走廊的窗户蒙着一层薄雾，隐约能看见外面飘落的碎雪，而更让我心寒的是纸上“肺癌晚期病情反复”“急性白血病化疗效果不佳”的字样，那分别是我1997年的准新娘丽丽的大伯大柱叔，和她爸爸二柱叔的诊断结果。

自从丽丽在2012年12月31日出狱，我们的大部分生活就被医院的消毒水味和缴费单上的数字彻底吞噬了。我和丽丽白天在血液科和肿瘤科之间奔波，晚上就蜷缩在病房外的折叠床上休息，原本白皙的脸颊瘦得脱了形，眼下的青黑像涂了墨，只有那双总是含着笑的眼睛，如今盛满了化不开的忧愁。

我还记得有一次她陪我去缴费的场景。收费窗口的护士报出“三万二”的数字时，丽丽攥着缴费发票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走出收费处，她突然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地哭，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常书，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破费了。”我赶紧把她搂进怀里，能清晰地摸到她肩胛骨硌人的轮廓。

医院走廊的风从敞开的窗户灌进来，我把她的围巾又紧了紧，轻声说：“说啥呢，这是我该尽的孝心，大柱叔和二柱叔的病不能等。钱没了可以再赚，人要是没了，就真的回不来了。”

从那天起，“破费”成了丽丽挂在嘴边的话。我给她买份热乎的排骨汤，她会红着眼圈说对不起；我请护工帮着照看一夜，她会反复念叨让我别花冤枉钱。

有一次我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推开门一看，丽丽正蹲在墙角，手里捏着一张催费单，二柱叔躺在病床上，背对着门口偷偷抹眼泪。

见我进来，丽丽赶紧擦干脸，强装笑脸说：“你来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没戳破她的伪装，把保温桶里的小米粥盛出来，又从口袋里掏出刚取的现金放在床头柜上：“我刚取的钱，放心吧，钱够用。”

大柱叔的情况更不乐观。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人，他总说“别治了，浪费钱”，好几次偷偷拔掉输液管，都被丽丽和护士及时发现。

有一回我守在他病床前，他突然拉住我的手，“常书啊，”他声音嘶哑得像破旧的风箱，“我知道你们难。丽丽这孩子命苦，从小没享过福，你以后要好好对她。我这病……就算了吧，别拖累你们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