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庆的最后一缕阳光，从王庄别墅客厅的窗户溜出去时，院子里那棵银杏树的叶子，金黄金黄地装扮着丰收的喜悦。

丽丽蹲在银杏树下捡落叶时，大柱叔（丽丽的大伯）和二柱叔（丽丽的爸爸）双双倒在了躺椅上，口吐着白沫。

丽丽的脸白得像院墙角的石灰，手里的落叶飘了一地，我攥着她冰凉的手，只说得出一句“走，去上海”。

十月的上海还不算太凉，尤其奔走在医院不同科室的走廊上，感觉到更热。

赶到上海瑞金医院时，大柱叔和二柱叔已经被推进了急诊室。大柱叔是肺癌晚期，做过一次手术，化疗了6期，本以为能撑过两年，谁想咳嗽不止，直到咳出带血的痰才肯说；二柱叔患白血病三年，完成骨髓移植，一直在排异的治疗中，这次突然高烧不退，血小板低到了危险值。

我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给丽丽揉着发抖的手，她盯着“急诊抢救中”的红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我磨破边的牛仔裤上。

“常书，要不……算了吧。”她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抬头看见她眼底的红血丝，刚想骂她胡说，就听见她哽咽着补充，“我知道爸和大伯不想治了，不想再花你的钱……”

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手机让她看几个银行的进账和余额：“相信我，我这辈子就是发财的命，无论如何就是用钱买，也要让他们尽可能地。”

丽丽咬着嘴唇点头，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掌心，那是我第一次见她那么脆弱，却也第一次见她眼底藏着的韧劲——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晚在厕所偷偷给主治医生发了三条信息，问“最保守的治疗方案要多少钱”，又删了三条，最后只发了一句“请您尽力”。

办理住院手续那天，我们把大柱叔安排在呼吸内科三楼302床，二柱叔在血液科五楼507床，中间隔了两层楼，却像隔了两条永远走不完的路。我和丽丽分工，白天她守着大柱叔，我守着二柱叔，晚上换班，谁累了就趴在病床边眯两个小时。

大伯术后伤口疼，夜里总睡不着，丽丽就坐在床边给她揉背，从后颈一直揉到肩胛骨，揉得手都酸了，就哼老家的童谣——那是大伯以前哄她睡觉时唱的，“梨花开，梨花香，丽丽是个好姑娘”，唱到第三遍时，大伯的呼吸才会渐渐平稳。

有一次我凌晨三点去换班，看见丽丽趴在大伯床边，额头上抵着他的手背，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而大伯的手，轻轻搭在她的头发上，像小时候给她摘梨时那样温柔。

二柱叔的化疗反应更重，每次化疗后都呕吐不止，吃什么吐什么，连喝口水都要吐半天。我每天早上五点就去医院食堂排队买小米粥，熬得稠稠的，放凉到三十度才敢端过去，用勺子一点点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