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创1000整机的推出，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华南的电脑市场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的涟漪。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整个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工地，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机遇的味道。凭借着实惠的价格和“本地化、快响应”的服务承诺，华创电子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初期确实吸引了一批预算紧张却又急需信息化装备的客户——那些经费捉襟见肘的中专技校、初创的小型贸易公司、以及一些进行基础数据分析的科研单位。订单虽然零散，但总算让生产线转动了起来，也让王钦和他的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市场的反应远比王钦预想的更为复杂和激烈。好景，终究未能长久。

首先发难的是销售渠道。在那个计划经济的色彩尚未完全褪去、市场经济脉搏初动的年代，主流的电脑销售渠道被几家根基深厚的国有计算机公司（如中科院旗下的计算所公司）和各大城市核心地段的百货大楼电器部牢牢把持。这些“官家”渠道，眼光高得很，他们更倾向于代理Ib、ASt等进口品牌，或者至少是长城、浪潮这类有国资背景的国内巨头产品。原因无他：代理国外品牌利润丰厚，品牌响亮，不愁销路；销售国内巨头产品，则关系顺畅，符合政策导向，稳妥保险。对于华创这种“三无”产品——无响亮名头、无国资背景、无雄厚资本——他们根本看不上眼，甚至带着一丝轻蔑。王钦亲自带着销售经理拜访了几家主要的渠道商，对方负责人的客气中带着疏离，话语里透出的意思很明确：你们的产品，品牌知名度太低，我们铺货风险大，消费者不认。几次碰壁，让王钦深刻体会到，要撬动这些固有的利益链条，难如登天。

渠道走不通，王钦不得不硬着头皮另辟蹊径。主要依靠位于深圳华强北那家唯一的直营门店，以及努力发展一些零散的个体经销商。这些个体户，多是嗅觉灵敏、敢于闯荡的早期“下海”者，他们机制灵活，哪里有利可图就扑向哪里。但他们的实力普遍很弱，往往就是一间门面、两三员工，订货量小且不稳定。更致命的是，忠诚度极低，今天看华创价格有点优势，就进几台摆着卖，明天发现别的品牌促销力度更大，或者听到一点关于华创的负面风声，立刻就会转舵。想要依靠他们建立起一张稳定、可控的销售网络，无异于沙上筑塔。王钦时常收到销售报表，看到那些起伏不定、如同心电图般的销量曲线，内心便是一阵焦灼。

更大的压力，如同南国夏日的暴雨，骤然而至，来自强大的竞争对手。那家与华创同样位于深圳、却有着国有资本雄厚背景的电脑大厂，在察觉到华创1000在低端市场形成了一丝扰动后，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推出了针对性的降价策略，其品牌主板的价格直接压到逼近“华创一号”的成本线，整机价格也随之大幅下探。这分明是利用其庞大的生产规模和采购优势，进行的一场赤裸裸的“价格绞杀”。国企的底气在于，它们可以为了战略目标甚至仅仅是“面子”，承受暂时的亏损，而这对于初创的、资金紧张的华创而言，却是致命的。更让王钦团队感到愤怒和无奈的是，市场上开始悄然流传一些小道消息，说华创的主板“兼容性差，很多软件跑不起来”、“元器件用的都是次品，使用寿命短”。这些谣言虽查无实据，却精准地击中了潜在客户最敏感的神经。王钦心里清楚，这十有八九是竞争对手在暗中作祟，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却往往比正面的价格战更有效，它侵蚀的是品牌的根基——信誉。

而最让王钦感到无力、仿佛被扼住咽喉的，则是供应链的制约。虽然引入了李耀明的港资，缓解了最初的资金饥渴，但电脑的核心——中央处理器（cpU），完全依赖进口，主要来自英特尔。当时，国内企业获取这些高端的“巴统”管制物资，渠道非常有限且不稳定。华创依赖于香港的转口贸易商，这些商人精于算计，嗅觉灵敏。当市场需求旺盛或供应紧张时，他们便坐地起价，交货期也变得飘忽不定。王钦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因为一批关键的cpU延迟到货近一个月，整个生产线几乎停摆，组装工人无活可干，销售部门则被催货的电话打得焦头烂额。这种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痛苦，让王钦深切地意识到，没有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所谓的自主品牌，就像建在流沙上的高楼，随时可能崩塌。

在多方面的重压之下，“华创1000”的销量，在经历了最初两个月因好奇和低价带来的短暂上扬后，迅速触及了天花板，继而开始掉头向下。仓库里，完工的整机堆积得越来越多，蒙上了薄薄的灰尘。原本就紧张的流动资金，再次像退潮般迅速消失，财务总监拿着报表找王钦签字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脸上的愁容也愈发深重。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宏观环境的骤变，给了艰难挣扎的华创又一记重击。时间进入一九八五年初，国家为了应对沿海地区出现的经济过热、特别是进口消费品走私猖獗的情况，自上而下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运动。虽然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大规模走私、倒卖批文等严重违法行为，但紧张的气氛如同低气压，迅速蔓延开来，波及到了许多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有外资、港资背景的企业。

华创电子，因其明确的港资背景（李耀明的投资）和频繁从香港采购元器件的业务模式，不可避免地被有关部门“关注”了。区里的税务所、市工商局、甚至外汇管理局，轮番上门检查。查账本、对合同、问询外汇来源和用途……虽然每一次检查最终都证明华创的经营基本合规，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但这种频繁的、带着审视意味的核查，本身就像一种持续的干扰波。它不仅让公司财务、行政等部门疲于应付，更在公司内部制造了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有些员工开始私下议论，担心公司会不会受到牵连。这些无形的消耗，牵扯了王钦和核心管理层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应对市场挑战中去。

内忧外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王钦感受到了创业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整机项目，这个他曾寄予厚望的、带领华创实现产业升级的“希望工程”，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不断吞噬着宝贵资金的黑洞，而产出的效益却远低于预期。公司内部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连一直最坚定支持他、共同创立华创的搭档郭强，在一次深夜长谈时，也忍不住面露忧色，拍着他的肩膀说：“老王，形势比人强啊。眼看资金链又要断了，是不是……先缓一缓整机这条线？退一步，海阔天空。咱们先集中精力把主板代工做好，起码能保证公司活下去，兄弟们有饭吃。” 这话语里的动摇，王钦听得明白，那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合情合理的担忧。

夜深人静时，王钦常常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他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那片曾经承载着无限梦想的厂区。夜色中，厂房显得有些寂静，只有保安手电筒的光柱偶尔划过。白昼里那些忙碌穿梭的员工身影，此刻在他脑海中浮现，他们的脸上，似乎也带着几分对未来的迷茫。王钦紧锁着眉头，指尖的香烟缓缓燃烧。他知道，这是华创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期，是雏鹰折翅才能学会飞翔的残酷考验。放弃是容易的，一句“回归主业”，就能暂时获得喘息之机。但他更清楚，一旦此刻放弃自主品牌的梦想，华创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厂层次，沦为仰人鼻息的附庸，再无出头之日。那个在立项会上许下的“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电脑”的誓言，将彻底沦为笑谈。

“必须坚持！”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声音坚定。但紧接着，另一个声音响起：“但不能硬扛，必须改变策略！要用巧劲，要找生路。”

他决定不再犹豫。很快，王钦召集了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召开了一次被后来华创发展史称为“遵义会议”的战略反思会。会场气氛凝重，大家都清楚公司正处在十字路口。王钦没有回避任何问题，他拿着那份显示销量下滑、库存增加、资金吃紧的报表，坦诚地剖析了当前面临的重重困境：渠道的壁垒、对手的挤压、供应链的脆弱、宏观环境的寒意。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敲在与会者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