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已经在楼下等候。司机老张看到我们，连忙下来打开后备箱，态度依旧恭敬，但眼神里也多了些别的东西。他把那个装着周汝信全部“家当”的纸箱，轻轻地放在后备箱的角落里。

车子驶出省政府大院，汇入车流。周汝信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不知是累了，还是在思考。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繁华依旧，但车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城西，一栋有些年头的苏式建筑，红墙黑瓦，掩映在高大的梧桐树下，环境幽静，甚至……幽静得有些过分。与省政府大院那种进进出出、人人步履匆匆、空气中都弥漫着“事儿”的氛围截然不同。这里连鸟叫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车子在大门口被拦下，即使车牌是省政府的，站岗的武警还是一丝不苟地检查了证件，又电话确认了预约，才予以放行。流程规范，但透着一种不近人情的疏离。

院子里，几个穿着中山装的老同志正背着手，慢悠悠地散步，低声交谈着。看到周汝信的车进来，他们投来几道审视的、带着些许好奇的目光，随即又转开，继续他们的踱步。那是真正的“老”同志，头发花白，步履蹒跚，这里仿佛是时间流速更慢的一个空间。

周汝信的“新”办公室在二楼东头，面积不小，但采光一般，午后的阳光艰难地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在蒙着一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几道昏黄的光柱。家具是旧的，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空气中弥漫着纸张、旧木头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过去”的气息。

秘书是一位四十多岁、戴着厚厚眼镜的男同志，姓吴。他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条斯理，帮周汝信把纸箱放在办公桌上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日常作息、文件传阅流程，便安静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周汝信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窗台的灰尘，又看了看窗外院子里那几个还在原地转圈散步的老同志背影。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变成了一尊雕像。

终于，他转过身，脸上依旧没什么波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声音不大，却像一块冰砸在我心上：

“致远，看到了吗？这就是……冷衙门。”

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他的，或许，也包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