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总结会那番精心斟酌的“发言”，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我想象的要更为持久和微妙。

会后几天，研究室里的气氛似乎有了一些难以言喻的变化。对桌的老王，不再只是跟我讨论食堂菜谱，偶尔会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两句“听说周副秘书长很重视基层反映的情况”之类的“内部消息”，那眼神里带着一种试图拉近距离的试探。连一向眼高于顶的钱处长，在走廊里碰到我，也会罕见地停下脚步，点点头，扯两句“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之类的场面话。

张主任对我的态度，则更显出一种公事公办的“器重”。他开始把一些相对重要的材料交给我起草或参与修改，虽然仍是些不涉及核心决策的边缘文稿，但比起之前纯粹的端茶倒水、抄写文件，已是天壤之别。在一次处务会上，他甚至点名让我就某个政策热点谈谈看法。

我小心翼翼地应对着这一切。我知道，这些变化并非源于我林致远个人有多么出众的才华，而是源于我背后若隐若现的、与周副秘书长那次谈话所带来的“光环”，以及我在总结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被视为“懂事”和“有潜力”的成熟。

我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陈默电话里那沉重的叹息，赵瑞龙信中隐含的轻视，都像警钟一样时时在我耳边敲响。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现在所拥有的这点“资本”，脆弱得不堪一击，完全系于上级领导偶然的关注和赏识之上。一旦这关注转移，或者我行差踏错，这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我必须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学会发言”。这里的“发言”，不仅仅是指在会议上的公开讲话，更是指在所有场合、面对所有人时，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建立关系，如何保护自己。

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研究身边那些“成功”的同事和领导。我观察张主任如何在不表态的情况下主持会议，如何用模糊的语言化解分歧；我观察钱处长如何把三分成绩说成十分，如何巧妙地迎合上级喜好；我甚至观察老王如何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用插科打诨的方式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发现，在机关里，“会说”比“会做”往往更重要。这里的“会说”，不是指夸夸其谈，而是指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语言、向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这是一种极其精妙的艺术，涉及到对权力结构、人际关系、利益格局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

一次，我参与起草一份关于全省乡镇企业发展的汇报材料。初稿由我执笔，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引用了很多数据，自觉写得扎实丰满。交给张主任审阅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致远，材料写得不错，下了功夫。”张主任先肯定了一句，这是惯例。然后他拿起红笔，在几处地方画了圈。

“这里，‘部分地区存在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现象’，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再斟酌一下？”他看着我，语气平和，“改成‘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呈现出结构趋同、布局有待优化的阶段性特征’，你看怎么样？”

我仔细品味着这两句话的差别。我的原话直接指出了问题，显得有些尖锐；而张主任修改后的话，将问题归结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用“结构趋同”、“布局有待优化”等中性词汇替代了“盲目”、“重复”等贬义词，听起来就温和、客观了许多，既指出了问题，又不会让相关地区和部门感到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