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苦笑了一下，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反映？跟谁反映？村跟乡反映，乡跟县反映，一层一层，到最后，还不是石沉大海？搞不好，反映问题的人，先倒了霉。”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前两年，邻村有个后生，不信邪，跑到县里告状，说村里账目不清。结果呢？状没告成，回来就被找个由头打了一顿，家里的地也被各种刁难，最后没办法，只好也出去打工了。”

他说的很平静，我却听得脊背发凉。这就是基层的现实吗？反映问题的渠道看似畅通，实则壁垒森严，甚至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风险。这让我更加意识到，我手中这支笔的分量。或许，我这样一个“省里来的”身份，是打破这层壁垒的微小可能。

“林干部，”老陈看着我，眼神复杂，“俺知道你想做点事。可这事……难啊。你得想清楚。”

想清楚？我怎么可能想得清楚！一边是良知和责任的重压，一边是现实和风险的考量。我的内心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声音在说：林致远，你人微言轻，何必螳臂当车？把看到的情况稍微修饰一下，写个不痛不痒的报告交差，你好我好大家好，何必自找麻烦？另一个声音，更大、更响亮的声音在呐喊：林致远！你看看那些乡亲！听听他们的声音！你手里拿着笔，坐在能接触到上级决策层的机关里，如果你都选择沉默，都选择明哲保身，那还有谁会为他们说话？你对得起你寒窗苦读的初衷吗？对得起脚下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吗？

我想起父亲，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送我上大学时，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我，只说了一句：“娃，出去了，别忘了本。”忘了本？我的本是什么？不就是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吗？

我猛地站起身，走到窗前，深深吸了一口气。傍晚的山风带着凉意，吹拂着我发烫的脸颊。远处，山坳村依旧沉默地卧在群山之间，夕阳给它镀上了一层悲壮的金红色。

不，我不能沉默。

这份“真实的重量”，既然压在了我的肩上，我就必须把它扛起来，尽我所能地，把它带到它该去的地方。哪怕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哪怕前路荆棘密布，我也必须去做。这不仅是为了山坳村的村民，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心，为了我那份尚未被磨灭的理想。

我转身回到桌前，重新拿起笔，铺开稿纸。这一次，落笔不再有丝毫犹豫。我知道，我要写的，将不再是一份四平八稳的调研报告，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带着泥土气息和血泪控诉的——

《关于清河县山坳村农民负担及基层治理若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这声音，像誓言，又像战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