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在哪里？”我追问。

“产值和利润，关系到地方官的乌纱帽，也关系到企业的税费和贷款资格。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大得很哪。你戳破它，等于捅了马蜂窝，得罪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体系。”他压低了声音，“听我一句劝，把报告写得漂漂亮亮，上交完事。较这个真，没好处。”

那一刻，我面临着选择。是听从老张这位“过来人”的忠告，闭上眼睛，写出那份“皆大欢喜”的报告，安稳度日？还是遵循内心那点尚未泯灭的求真冲动，去碰一碰那看似坚固的“数据铁幕”？

我想起了周副秘书长看我内参时那专注的眼神，想起了王伯年老师教导的“实事求是”，甚至想起了老家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可能正因为这些虚假的“繁荣”数据，承受着不合理的摊派。

内心的天平倾斜了。

我没有声张，利用周末时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我不仅核对了平江县的数据，还扩大了比对范围。结果触目惊心，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水分，到处都是水分！这些注水的数据，就像一副虚胖的骨架，支撑着一个看似宏伟实则脆弱的经济幻象。

我深吸一口气，铺开稿纸。这一次，我没有写那种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我决定写一份情况反映，直指数据造假问题。标题我斟酌了很久，最后定为：《关于我省乡镇企业统计数据真实性存疑的初步分析与思考》。

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仿佛有千钧重。我知道，我写的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份投石问路的问询，一次对潜规则的挑战。写完后，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五六页纸，手心有些出汗。是福是祸？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如果这次我选择了沉默，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开口了。

周一，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这份报告混在其他几份常规文件里，送到了周副秘书长的办公室。我特意将它放在了最

走出他的办公室，阳光有些刺眼。我回头望了望那扇深色的门，不知道这份承载着“数据重量”的报告，是会石沉大海，还是会激起一丝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