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食堂的喧嚣过后，办公室恢复了惯有的宁静，但这种宁静之下，似乎涌动着比食堂更为复杂的暗流。我谨记着老刘和王处长的告诫——“多看，多听，多学，少说”。既然不能轻易开口，我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看”和“听”上，像一个潜伏的哨兵，用眼睛和耳朵贪婪地捕捉着一切信息。

我的座位位置不错，靠近窗户，视野开阔，又能将大半个办公室的动静收入眼底。我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观察。

我注意到，张主任并非总是待在他的玻璃隔间里。他每天上下午会各出来“巡视”一两次，背着手，迈着方步，目光缓缓扫过每个人的办公桌。当他经过时，原本可能有些松懈的腰杆会立刻挺直，翻阅报纸的声音会变小，连敲击算盘（老吴还在用）的节奏都会变得格外认真。这是一种无形的气场，无需言语，便能让人感受到权力的重量。

王处长则更像一个忙碌的工蜂。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的小隔断里，电话铃声和翻阅文件的声音是那里的主旋律。他偶尔会快步走出来，将一份文件交给老刘登记，或者向孙梅询问某个资料的下落，指令清晰，语速很快，从不拖泥带水。他的眉头似乎总是微锁着，仿佛永远在思考着某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王伯年老师，则是我观察的重点，也是我最看不懂的一个人。他就像办公室里的一个定海神针，安静，沉稳。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书或者写东西，偶尔会停下来，望着窗外沉思，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他几乎不参与办公室里的闲谈，别人聊天时，他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只是礼貌性地笑笑，很少发表意见。但当有人（通常是王处长，偶尔张主任也会亲自去）拿着文件去请教他时，他会变得非常专注，眼神锐利，言简意赅地指出问题所在，往往一针见血。

老刘是办公室的“枢纽”。他似乎和所有人都能说上话，消息也最灵通。张主任要找王处长，有时会先问老刘“守仁在不在？”；其他处室的人来办事，也习惯先跟老刘打招呼。他就像一张活的关系网图，不动声色地连接着各方。

孙梅主要负责资料室，性格温和，但似乎有些胆小怕事，从不对任何争议性话题发表看法。老吴则继续着他的“慢生活”，但偶尔听到某些消息时，眼中会闪过不易察觉的精光，显示出他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与世无争。

这种“沉默的观察”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让我捕捉到了一次微妙的人际摩擦。

那天，钱副处长拿着一份文件来到我们综合处的区域，脸色不太好看。他径直走到王处长隔断外，声音不大，但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满：“王处，这份关于开发区土地政策的报告，我觉得几个提法还是太保守了，跟不上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是不是再大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