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的手指向靠窗的那张空桌子时，我心里涌起的是一种奇异的归属感，混杂着些许尘埃落定的怅惘。这就是我的地盘了，在未来可见的日子里，我将像一颗螺丝钉，被拧在这张桌子上，成为这庞大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但理论上不可或缺的部件。

桌子是老式的深棕色，木质厚重，边角处因岁月的摩擦已露出了浅色的原木，像老兵身上的伤疤。桌面上覆盖着一块同样年迈的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早已泛黄、字迹模糊的表格，似乎是前任主人留下的印记。桌面靠墙的位置，有一个墨绿色的双格铁丝文件筐，里面空空如也，等待着被填满。一把同样是深棕色的木椅，椅面的漆已经磨损，露出了木头本身的纹理。

这就是我的“第一张办公桌”。它不像大学图书馆里那些充满个人气息、贴满贴画、堆满杂书的书桌，也不像家里那张可以随意趴着写家信的旧书桌。它冷静、刻板，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感，仿佛在无声地提醒我：在这里，你是一个公职人员，你的时间和空间，都属于工作。

我放下简单的行李——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几支笔和一个搪瓷缸子。我用手掌拂过冰凉的玻璃板面，触感坚实而冷漠。我试图想象坐在它前面的前任，他（或她）是谁？如今又去了哪里？是升迁了，调走了，还是像老吴那样，最终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成为了这间大办公室里一个固定的背景？一种莫名的寒意顺着指尖蔓延开来，让我打了个激灵。

“抹布和水房在走廊尽头，自己打理一下。”王处长丢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没有多余的客套。

我依言去了水房。那是一个充满潮湿气味和回声的空间，水泥地面，墙壁上半部分刷着绿漆，下半部分则是斑驳的灰色。一个巨大的铁皮热水桶咕嘟咕嘟地响着，旁边是水泥砌成的长长水槽。我找到一块不知是谁留下的、还算干净的旧抹布，浸了冷水，拧干。

回到座位，我开始仔细地擦拭。擦去桌面玻璃上的浮尘，擦掉铁丝文件筐上的积垢，连桌腿和椅背也不放过。这个简单的劳动过程，奇异地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仿佛通过擦拭，我不仅在清理一个物理空间，也在试图拂去内心的不安和迷茫，为自己开辟一块心灵的立足之地。

擦拭干净后，我将自己的物品一一摆放好。笔记本放在桌面右手边最顺手的位置，钢笔并排放在笔记本上方。搪瓷缸子——上面印着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是离校前同学送的——我小心地放在桌角，暂时空着。最后，我从帆布包最底层，拿出那方家传的旧砚台。砚台很普通，石质，雕工简单，是父亲在我考上大学时，从家里老屋翻出来送给我的，说是祖上有点学问的人用过的，图个吉利。我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在那几张泛黄表格的旁边。

这方砚台，是我与过去、与家庭、与那个充满书卷气的世界的唯一连接点。看着它沉稳的黑色，我仿佛能感受到家乡泥土的气息和父亲殷切的目光。在这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它是我精神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