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单调而有力，像为这段未知旅程敲打的节拍。绿皮火车如同一条疲惫的巨蟒，在初春广袤而略显萧瑟的华北平原上蜿蜒向南。

我对面的卧铺上，坐着政策研究室的王伯年副主任。他五十多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半旧但洁净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似乎总能看穿一切的眼睛。他是我此行调研的带队领导，也是我内心最为敬畏的前辈。

“致远，别光盯着外面看了，平原看多了也就一个样。”王主任放下手中的《内参选编》，端起印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搪瓷缸，呷了一口浓茶，“说说，这次去清河县调研，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收回投向窗外的目光，坐直身体。窗外飞速后退的麦田和光秃秃的树干，与我内心混杂着激动与茫然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这是我入职省政策研究室半年多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下乡调研。

“主任，我……我在想，这次能看到多少报告里没有的东西。”我斟酌着词句，“文件上的数据是冷的，我想去摸摸热的，哪怕烫手。”

王主任从眼镜片上方看了我一眼，嘴角似乎有丝极淡的笑意，但很快隐去。“热的？烫手的？年轻人，想法是好的。但记住，下去是‘调研’，不是‘点火’。眼睛要亮，手脚要勤，但嘴巴，”他顿了顿，指了指自己的嘴唇，“要把好门。基层的情况复杂，不像你在办公室里抄文件那么单纯。”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完全认同。我渴望接触真实的世界，哪怕它粗糙、甚至尖锐。办公室里日复一日的文件誊写、会议记录，让我这个中文系毕业，满脑子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时常感到一种隔靴搔痒的焦灼。

“放心吧主任，我多听多看多记，少说话。”我保证道。

“光记还不够，还得会‘听’。”王主任慢悠悠地说，“听会上说的，更要听会下说的；听干部说的，更要听老百姓怎么唠的。有时候，田埂上老农一句牢骚，比会议室里一上午的汇报都顶用。”

他这话带着几分玄机，让我若有所思。

这时，隔壁铺位传来一阵响亮的鼾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那是一位体型富态、穿着西装却敞着怀的中年男人，自称是去谈，散烟，得知我们是省里下来的，更是眼睛放光，言谈间充满了对“领导”的恭维，让我浑身不自在。王主任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付着，后来这位罗经理大概是酒劲上来了，倒头便睡，鼾声震天。

“这位罗老板，倒是活得挺自在。”我低声调侃了一句，试图缓和一下被“教育”后略显严肃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