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去找过我的顶头上司，新来的外维部新京地区主任，问他能不能帮我爸妈跟高层说说情。但这个肥头大耳的官僚拒绝了我的请求，甚至连电话也不想打，生怕危及他自己的前途。不过他态度很好，一直在微笑，让我想起了农村流水席上吃的猪头。

后来，我又想辞职陪爸妈一起走。但他们轻易就说服了我：“如果你也走了，妹妹怎么办？谁来负担她的学费？你想让她也跟我们一起去受苦吗？”

爸妈是由我开着外维工程车送出城的，目的地是一个深山之中的“盲村”。全村一半人的DCL已然失效，近乎失明，而剩下的一半也距失明不远了，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山里，这样的“盲村”有很多。这几十年来疯狂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把平原变成了一大片城市，唯有高耸的山峦才能够阻挡城市扩张的脚步。

在大学住校的琳恩对整件事情完全不知情，直到寒假来临，我再也瞒不住她了，直接带她去了“盲村”。见到一身粗布衣裳、憔悴了许多的爸妈，妹妹才稍稍猜到发生了什么，她不顾一切地扑到爸妈怀里放声大哭。

那天我是一个人回新京的，琳恩则在“盲村”住了一个寒假，直到开春的时候，爸妈把她赶回了学校。

妈妈很不走运，她的DCL当时就已经到期了，没几个月就彻底失效了。得知妈妈的DCL失效，琳恩曾经问我为什么不能做手术把DCL摘除，我告诉她这种手术的费用太高了，被关闭DCL的人都是穷人，不可能负担得起。再者说，即便是成功摘除了DCL，我们的双眼早已适应了DCL，几乎丧失了调焦的能力，虽能看到光线，但与盲人无异。

好在，爸爸的DCL一直没有失效。在家的时候，一直是妈妈侍候着爸爸。如今，爸爸却不得不承担起了照顾两人生活的担子。所幸，山里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也不需要他们做太多事情，也用不到太多钱。我每月把他们的养老金送去，却总是被逼着带一半回来贴补妹妹的生活。

妹妹自从回到新京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每次见到我，说不了几句就要吵架。因为爸妈的事情，我的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常常与她对吵起来，不再像以前一样让着她。琳恩一直盼着学期赶紧结束，到了暑假好去陪爸妈住一个月。然而，她最终盼来的，是爸妈的噩耗。

事情的经过没有人看到，只是据红十字会的人说，应该是提前到来的雨季引发了山洪。半夜里猛涨的洪水淹没了整个“盲村”只有不到三成的人幸存下来，而且基本都是还未失明的人。我知道爸爸的水性很好，他一定是在努力救妈妈脱险的时候一同遇难的。

这一次我没有逃避，也无处可逃。就在琳恩的宿舍楼下，我告诉了她爸妈遇难的消息。琳恩没在我面前流下一滴眼泪，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上楼，而是转头跑开了。我以为她是想一个人静静，但她却再也没回学校，也没回家。直到第二年爸妈的忌日我去扫墓，才在墓地碰到了妹妹，并且得知她已经加入了荷马组织。

自此，墓地就成了我们兄妹俩每年唯一一次见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