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风筝——昔日的奇迹，载人风筝升天。

不得不承认，我在看文献时，总会被所谓的情绪所干扰。显然这是极不专业的表现，不过我本来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没有谁会对我这样的人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

当我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一起不大不小的济南爆炸案时，我便完全陷入了那种不专业的情绪之中。

1910年山东济南北部，泺口地区的一家名为泺南钢药厂的小型工厂发生爆炸，连带周边几家工厂，连续发生爆炸，殃及周围村落，造成包括在厂工人在内至少五十人死伤。原本应该是震动京城的大事件，但因为年幼的宣统帝登基不是很久，整个爆炸事件完全被国事压了下来，就像爆炸之后的硝烟一样，这个惨案散去得无影无踪。不过，不久后，爆炸案还是被当时逐渐正规现代化的清廷警方所侦破，肇事者名叫陈海宁，正是泺南钢药厂的技术工人，在爆炸事故发生时当场死亡。之所以确认是这个人，是因为在现场找到陈海宁常穿的衣服上有他特别定制的金属饰品。而爆炸原因也正是这些金属饰品不慎脱落，掉入机械齿轮中撞击产生火花后，引爆了火药库。

在报道的文字被烧得不成样子的、只有一串串金属片挂在胸前位置的衣服照片。

或许正是因为这身衣服的饰品太过奇怪，我终究感觉这个报道极不对劲，肯定还有什么隐情暗藏其中。然而，会是怎样的隐情，甚至于暗藏了什么样的真相，那就需要用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来进行实证了。

我先把注意力放到了“连续爆炸”上。

怎么会发生工厂之间的连续爆炸？在1910年的时候，就有如此密集的高危工厂存在？不过，当我检索了当时济南泺口地区的相关文献之后，发现这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济南泺口地区早已是清朝末年的工业重镇之一。早在1875年，在这个地方，就由刚刚升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邀请当时著名的科技人才徐寿、徐建寅父子一同建起了后来影响一时的山东机器局。后来，徐寿被调到江南制造局去造船，留下了更加精通化学的徐建寅继续主持工作。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山东机器局就已经定下来它随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军工和火药的研制以及生产。

那是光绪初年的事，等到了光绪末年，济南泺口这一带已经完全生发出了军工火药生产的传统。不仅仅是山东机器局，其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工厂也都在日日夜夜地怀抱大清国可以重回伟大帝国的希望生产着黑火药。虽说绝大多数小型工厂都没有留下记载，但总体而言那里的规模还是可见一二的。诸多黑火药工厂，到底采取了多少安全措施，抑或有没有安全防范的基本能力，恐怕都是个未知数。就连徐建寅本人，也是在研制无烟火药时发生意外，被炸殉职于1901年。

要更多的枪支大炮，就要有更多的高效火药供应。恐怕在大清国的最后一年里，整个济南都弥漫着浓浓的未燃火药味。在济南城的北边，一大片土地被济南特有的圩子墙围起，墙内正是因为徐建寅意外身亡后逐渐没落的山东机器局。而在圩子墙外，大概不会太远，便挤满了小工厂，也许不应该称之为工厂，只是一间间生产黑火药的简陋作坊。

实在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摄影相对来说太过昂贵，还不太普及，留存下来的相关照片更是少之又少。我在自己惯用的数据库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一些山东机器局的照片。这些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在山东机器局的正门，拍下的多是那个在匾额上写着“造化权舆”四个大字的圩子门，和门前那些面对硕大的照相机镜头还很惶恐、不自然的人们。我始终找不到任何小作坊的照片，更没有可能通过影像资料研究当时的黑火药作坊的安全措施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是有多不合理。

不过，仅从记载中黑火药作坊的数量和泺口地区的工厂承载能力来计算，确实可以判断出当时小作坊群到底有多么拥挤不堪。连续爆炸，确实有可能发生，不能成为疑点。

除去这一点之外，再无更多线索。恐怕需要从其他的文献中继续探寻，那么唯有一个“陈海宁”的名字，可谓检索的关键词。

令我惊讶的是，没想到以这个名字一路检索，直到1880年，竟真的有所收获。“陈海宁”这个名字，出现在一个大名单中，名单内容为1880年山东机器局的新入职人才和职位。

陈海宁主管的是机械制造，由此可见，他不仅不是一个毫无经验而造成惨剧的冒失鬼，还是山东机器局一个元老级的技术人才。

这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不过我还要更加谨慎，虽然地点上的重合度很高，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同名者。我必须再找到更多更充足的关联性证据。

可是接下来的检索就没有那么顺利了，我所使用的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的有关“陈海宁”这个名字的信息只有三条，除去前面已经搜到的两条之外，还有一条要比1880年还要靠前一年，也就是1879年。报道说，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有一批徐寿的学生毕业（或者可以称为出师），我在毕业学生名单中再次见到了“陈海宁”。

陈海宁这个名字在清末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其中有两次出现在看似并没有任何个人信息透露的大名单中。这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两次名单里出现的陈海宁倒可以基本确定是同一个人。因为徐寿正是徐建寅的父亲，中国第一代本土船舶专家，在机械设计制造方面有着极高的成就和开创性。身为徐寿的学生，学来一身机械设计的本领，去了徐寿的儿子一手筹划建成的山东机器局，担任机械制造方面的职务，完全合乎逻辑。然而，问题仍旧是在于这个徐寿的学生陈海宁和三十年后造成济南泺口连环爆炸案的陈海宁，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仍旧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

再继续检索下去，也是无济于事。

我无奈地将自己的数据库网页关掉，打开了邮箱，将我所检索到的三条信息做成附件，在收件人地址栏中熟练地敲上了邵靖的邮箱地址。

邵靖是我的大学同学，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不过他一路深造，后来到了历史档案馆工作，我则一如既往不务正业，卖些不入流的故事勉强生活。幸好他倒没有嫌弃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默契的合作关系。一般来说，我几乎都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只要把自己检索到的材料一股脑儿地发给他，他就能立即抓到我所想要的重点。

我正准备点击发送邮件时，迟疑了一下。虽然说这家伙一直对我们这种猜哑谜一样的交流方式乐此不疲，但似乎他现在正在给他的单位筹办一个什么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大概办各种手续和写各种申请表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干脆还是体贴他一下，不做这一层的猜谜游戏，直入主题好了。

我将刚才自己所做推断的内容全写到了邮件正文中，并略微撒了个谎说正好自己想写一本相关小说，所以才留意到这些。

如此名正言顺的邮件，我甚至忍不住欣赏了片刻才点击了发送键。

顶多过了十分钟，邮箱就提示收到了新邮件，根本不用猜就知道一定是邵靖的回信。没想到这家伙还是这么迅速，我点开邮件，看到果然是邵靖的回复，还看到了两个附件。

不过……

邮件还有正文，我瞥了一眼，全都是嘲讽我……说像我这种人果然就是外行，纯属瞎找，完全没有章法也没有效率。当然，我对这种朋友之间的揶揄并不会真的往心里去，同时点击了附件下载。

打开附件后，看到的内容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我找不到的图片资料竟被他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检索了出来，并且这家伙还在跟我玩着哑谜游戏，他一眼就看出我所收集到的文献中首要缺失的东西。从这两份文献的内容来看，更是完全超出了我的检索思路，我不得不倍加钦佩邵靖。两份全都是外文文献。我有点头大，但还是硬着头皮来看。

第一份先是报道叙述，看不懂。幸好看报头倒是多少能猜出来一些东西，这是当时德国的一份不大不小的报纸，中文大概可以叫作《莱茵工业报》。这就有意思了，《莱茵工业报》这样的报纸，并不像英国的《捷报》那样，在上海租界办报，只是卖给上海的英国人看的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它是一份真正远在西方卖给西方人看的德国本土报纸。不过，当我看到报道的来源时，大体上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一份纯西方的报纸会把目光投到了远东的中国。虽然我不会德语，但根据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可以搞明白的是整个报道的信息来源，出自当时德国最为强悍的通讯社—沃尔夫通讯社—的记者之手。

再看报道的时间，是西历1881年5月。也就是陈海宁到了山东机器局的第二年。在那时能在德国本土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人的报道，确实还十分少见。而再看照片，就更有意思了。

两张照片都是横构图，其中一张大概是因为摄影技术还非常初级，大面积的曝光过度，有五分之三都是一片惨白，鲜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线条，努力辨别可以看出是一片面积很大的空场，空场一边似乎还有一些不高的建筑。在空场的中央偏左下，摆放着一台看起来像是将水井口的辘轳架起来的机器，机器旁有一个穿着长衫、留着辫子的人，正表情惶恐地操作着那台古怪的机器。而从那架疑似辘轳一样的轴上可以隐约看到一根绳缆，画着优雅的重力弧线直穿整幅画面到了矩形照片的对角线一端。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只在画面上失了焦却仍旧能感受到其巨大的风筝，或者说是一组巨大的风筝。

春天的济南，确实适合放风筝。我想北京每年到了春天，只要是广场都会有不少人在放风筝，大概同是北方城市的济南，也一样。

我凑近些仔细去看，在高低错落的风筝组以看到有一双腿悬在那里，也就是说，座椅上十有八九是坐了一个活人的。而椅子>

再看第二张照片，是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一把样子极为古怪的椅子两旁。椅子没有腿，但有零零碎碎的机械元件暴露在外，垫在了椅面下方。这把椅子想必就是前一张照片里被放到天上的那把，不过，椅子衫的人，也就是在空场上操纵机械的那个；而另一边那位，大概就是飞起来的了。再看照片的背景，两人身后正是写着“造化权舆”四个大字的山东机器局正门。

照片：HAINING 。毫无疑问，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徐寿的那个入职山东机器局的学生陈海宁了。我将短短的德语注释逐个字母敲进翻译软件想看个究竟，心中却一直坚定着一个猜想，站在怪异座椅右边这位并非穿着长衫而是打扮十分洋气，着西装、戴礼帽的人一定就是陈海宁。陈海宁在照片中显得既年轻又富有朝气，而且毫无当时中国人面对照相机镜头时的那种恐惧感，看上去泰然自若、落落大方。

除了能确定陈海宁的相貌之外，从翻译软件中只能大概看明白当时的报道称这个怪异的椅子为：济南的风筝。

接下来，我去看邵靖发给我的另外一份文献—两份报道拼贴到了同一个PDF文件中，同样来自1881年的报纸：一个是英文报纸《伦敦新闻画报》，另一个是法文报纸《小日报》。不必仔细去看，就能明显看出这两篇报道都只是转载了德文那篇文章的两张照片，根本没有把德文报道中的原文都转载过来，而且这两种报纸本身就是以猎奇的图片为主要卖点，所以不可奢望他们能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法文我自然也是不懂，只好去看英文报道中照片r>

济南的风筝——清国的奇迹，载人风筝升天。

我有些无奈，虽说在西方报道了中国人的事情还放上了两张照片，确实很不易，但“载人风筝”这种东西，在1881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前卫的东西，甚至于在中国，也并不稀奇。早在古代，军事上就已经多次运用载人风筝去侦察敌情。略有不同的是，这架载人风筝的座椅确实过于古怪，有很多即便我这个外行看上去都知道是十分多余的机械元件。

更重要的是，邵靖能想到并且真的从外文文献中找到了关于陈海宁的报道，这一点让我确实对他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即便如此，也只是能看出这个徐寿的学生一时间受到西方的关注，的确是有所成就，却仍旧不能证明他和泺**炸案的肇事者是同一个人。

似乎所有的辛苦全都白费了，重新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尽管我明白邵靖现在肯定忙得无暇顾及我的问题，但我……还是把憋在心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全都敲进了邮件中，并不再犹豫，点击了发送键。

对着电脑大概愣了一个小时的神儿，还是没有收到邵靖的回复，也许他正在忙着和哪位教授研讨他们要开的学术会议的具体日程安排。虽然这次学术会议要在半年后才举办，但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提前半年开始筹办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是相当紧张了。我正在无聊地为邵靖的工作瞎操心，忽然发现手机上早就收到了一条信息。打开一看，原来正是邵靖发来的。

我赶紧打开来看，聊天软件的信息自然不会带附件，只有一句话：为何不直接去泺口地方志办公室查查看？

看到邵靖这句话，我顿时眼前一亮，不愧是专业人士，尽管看上去只是匆匆忙忙发来的解决办法，但确实相当对路子，至少在想找出一个略有点历史记载的人的生平上，是值得尝试的。

我立即回复了邵靖一句“谢谢”，便着手准备去一趟济南。

已经有太多年没有来过济南了。依稀记得在中山公园外有旧书店一条街，结果今时今日早已消失，只剩下路两旁枯燥乏味的居民楼和冬季里光秃秃的槐树。

现在的泺口地区已经没有正在运转的工厂，就像北京的798一样，逐渐将那些有着高高房顶的厂房改建成了还算有品位的艺术园区或者新兴企业的开放式办公室。原本我有心想转一转，觉得没准还能找到百年前山东机器局的什么遗迹之类的，可惜因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泺口地区距离济南市区有如此远的距离，所以当我坐着公交车抵达泺口时，差不多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又因为时值冬季，已然是一片黄昏景象，那是一种在破败中重生的异样景象，我想我还是赶紧在地方志办公室下班之前过去为好。

因为邵靖帮了不少忙，提前跟办公室的熟人打过招呼，所以当我到了办公室时，有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特意来接待我。我有些不大好意思，但对方非常热情，说听邵靖介绍我正在为了他们的学术会议上的报告特意跑来查资料，特别感动，说现在很少能有人为了一次报告做这么多的工作。

我挠着头就跟着他进了档案室。

他略微交代了一下基本的注意事项，说我是邵靖的朋友，他放心，就离开了。我的面前只剩下寂静无声的档案目录室，满眼全是如同中药房的大型药材柜一样的目录卡柜。

我找到人物志的柜子，再按年代和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去查找。实话实说，在找的过程中我还是有些紧张，万一找不到陈海宁的名字，那么就等于完全失去了线索，但幸好很快“陈海宁”这个名字就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目录中让我找到了。我拿着目录卡又去找那个信任邵靖的中年人，他笑了笑什么都没说，便独自进到真正的地方志档案保存室里，不一会儿，便把陈海宁的材料拿出来交给了我。

那是厚厚的一本与编号相符的人物志，我顾不了太多，立即拿到最近的桌子上开始翻阅。因为早就把那张卡片上的页数记在了心里，所以很快就在这本人物志中翻到了陈海宁的条目。

陈海宁的条目就和他的上下“邻居”一样简单短小、毫无修饰。基本上只用年代和相应的事件描述了他的一生，而这刚好就是我最需要的。

我最关注的自然是两个时间点：1880年和1910年。

带给我满足感的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同时出现了我在意的事件，1880年条目中的陈海宁入职了山东机器局，1910年去世，死于泺**炸案，并被警方确认为整个爆炸案的肇事者。

简短的人物志完全解答了我的疑问，那个徐寿的学生和最后被炸死在泺口的陈海宁，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更多的疑问没有解决。

我开始照着这份年谱一样的人物志抄录起了陈海宁的人生。

在抄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1880年至1910年，这个人的人生非常曲折有趣。人物志中写道：陈海宁赴德国波恩大学留学并专修机械工程专业，这一点不禁让我惊讶。而时间是“光绪辛巳季冬腊月”，西历便是1881年年底。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莱茵工业报》所发表的陈海宁的两张照片以及简短的“济南的风筝”的报道也是1881年，也就是说这次报道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风光，而且预示着陈海宁这个清朝人走向世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大概在那个时间前后，鉴于我们的常识，只有容闳带着一批福建的天才幼童去往美国，到自己所留学的耶鲁大学深造，而这些天才幼童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巨匠的詹天佑。那么按年代来算的话，也许陈海宁可以算得上是中国人前往欧洲留学的先行者了。可是这样的先行者，不仅没能在历史上有所记载，还有着那样的结局，多少令人有些唏嘘。

不过，最后拿没拿到波恩大学的学位，拿到了什么样的学位，在人物志中并没有记载，只是写到在1884年，陈海宁从德国回到山东，再次入职山东机器局。

我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继续抄录下去。

1884年回国，陈海宁再次入职山东机器局后，多次被调走又在次年回到山东机器局。1895年调到新疆，1896年回山东；1898年调到江西，1899年回山东；1900年调到汉阳，1901年回山东，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回到山东机器局，而是直接被安置到了泺南钢药厂。在此之后，陈海宁便再没离开过那里，直到爆炸事故发生，离世。

庞大的地方志资料库，关于一个人，仅仅只有如此几行文字。

我把厚厚一本人物志交还给接待我的中年人之后，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坐着回城的公交车，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把现在掌握到的所有线索在脑子中重新捋上一遍。伴着车窗外越发繁华的济南夜景，我意识到加上今天所抄录的年谱一样的人物志，确确实实出现了几个疑点值得继续深挖，而那其中一定有能解开疑团的关键证据。

到了宾馆房间，我立即打开电脑，重新点开《莱茵工业报》的报道。看了一眼那两张照片后，开始笨拙地将报道中的德文字母逐个敲到翻译软件中，希望能知道大概写了些什么。

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东西，语句还是相当不通顺，同时有很多的单词翻译不出。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支离破碎的汉语中读出了我想要的信息。

就如同陈海宁出现在西方的报纸上只是他步入世界的开端一样，这个“济南的风筝”同样不是他竭尽全力才做出来的作品，而只是一次试验而已。根据翻译过来的德文报道可知，陈海宁的这次试验主要是在计算这个奇异的椅子，实际上也就是某种飞行器的驾驶座加上驾驶员的重量和各项飞行指数之间的关系。那些风筝也不是简单地为了把坐着人的椅子带到天上，每一把恐怕都涵盖着某些复杂的参数，用于之后真正的飞行器制造。

那时没有电脑数字模拟技术，想要得到足够的数据；即使有大量的数学建模，也必须经过实体试验这一步才能继续下去。

所以，“济南的风筝”的这根风筝线，我看照片中最显眼的一条细长弧线，是必然要被剪断的了。

回到北京，我忍不住把所有新的收获统统用邮件发送给了邵靖，即使他根本没时间看，发送给他也算是对他帮我联系地方志办公室的答谢。

出乎意料的是，邵靖还是那么迅速地回复了我。只不过并非邮件而是短信，看来他确实是相当忙碌了。短信上写了不少字，先是为我能有如此之多的收获而感到高兴，随后则是问我要不要见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教授，刚好他为了半年后的学术会议特意来北京开一个筹办会。那位副教授姓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很有可能对这方面有所研究。

我喜出望外地同意了。

邵靖迅速帮我安排了和丁副教授的会面，就在他们历史档案馆外的咖啡馆，可惜邵靖却没有时间。

下午的咖啡馆里，客人还是相当多的，幸好我提早到了，等了一会儿，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落座。

到了约定的时间，咖啡馆的门打开了，一位看上去已经开始发福但相貌还比较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肯定就是丁副教授，他四处张望了一番，我立即举手示意自己的位置。

他坐下来，脱掉羽绒服，我看到他里面穿的是一件格子毛衣，毛衣领口露出里面穿着的白衬衫的领子，蛮有一位副教授该有的样子，我就更放心了，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了一番之后，丁副教授就像是等待学生做报告一样地看着我。我有些局促，但还是鼓足勇气打开了电脑，一边把材料展示给他看，一边讲着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推断。

丁副教授的语速奇快，快到我几乎有些听不大懂，但好在他的话不多，多数时间都是在听我讲述。直到我全部讲完，他才说要我翻回到《莱茵工业报》的报道再仔细看一看。

丁副教授把德文报道认真阅读了一遍之后，才把眼镜摘下来，趴到电脑屏幕前仔细地看了看两张照片，特别是那张在山东机器局大门前的照片。他将分辨率非常低的照片尽可能放大，仔细地看了那把椅子时而放得更大，时而只是摇头咂嘴。过了很久，丁副教授才从那篇报道的照片中回到现实。

戴好眼镜后的丁副教授又用奇快的语速与我说话。他说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意思基本没错，还说可笑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报道都完全误解了德国报道的初衷。

我点点头，期待他后面进一步展开发表自己的见解。

随后，他开始说自己对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从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现在看到我所收集到的材料发现他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当然，一来他本人根本没有时间开展这样一个崭新的课题，二来也不能夺人所爱，所以一直鼓励我把这个人研究透、研究深，说很有可能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对那起爆炸案的真相好奇，因为在丁副教授的视野里，我所关心的那些东西微不足道。

因此，我依旧只是礼貌地点着头。

还没有说到核心，我真诚地期待着接下来丁副教授要说的东西。

丁副教授看到我依旧用眼神表示着自己穷追不舍的坚定，一下笑了，说要是我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报考上海交通大学，通过考试后可成为他的学生，他就是喜欢我这样既有干劲又充满好奇心，眼光还十分敏锐的年轻人。

我只是委婉地用否定的表情说了一声：“好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考。”

他看我这样回答，笑了笑没再多提考学的事情，继续快语速地说起了正题，“这个，嗯，就沿用德国人的称呼，这个‘济南的风筝’我以前确实在文献中看到过。”丁副教授表现出一副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的样子，“只可惜它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所以一下子就放过去了，没有深挖。但刊载期刊我还是记得的，你可以自己去翻出来看看。以你的资质，自行查阅一定会有重大发现。中科院的图书馆里存有德国工业科学学会的会刊，叫作《工业科学》，那里面就有你想要找的资料，到底能找到多少，有多少价值，那就得看你的能力了。”

我极为礼貌地再次向丁副教授表示感谢，丁副教授笑着说了一句“邵靖也是不错的小伙子，代我向他问声好”后，就穿上羽绒服匆匆离开了嘈杂的咖啡馆。

中科院的图书馆，刚刚搬到北四环外的新馆。从外面看上去，高大气派了许多，充满了“这里面藏有相当多的珍贵资料”的感觉。

还在家里的时候，我就通过中科院的图书馆官网查到他们确实藏有《工业科学》的全部期刊，检索号和所藏馆室的位置我都记了下来，才在第二天有的放矢地前来查阅。然而，即便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真的到了实践层面还是遇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因为一百多年前的期刊都是闭架阅览，我只有把检索号交给图书管理员，等待她到书库找来给我看。图书管理员是一位看起来十分严肃的中年女性，头发盘得很利落得体，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套着蓝色套袖，接过我的阅览单，面无表情地进到身后的小门里面。

闭架期刊阅览室一上午都没有第二个人出现，而那位图书管理员也迟迟没有回来。我大概等了有四十分钟，她才从那扇小门里再次现身，看上去有些疲惫和沮丧，我感觉到有些不妙。

“没有你找的书。”

“啊？”虽然刚才我已经在一瞬间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但我还是不禁有些吃惊，同时叫她到阅览室里的电脑前，想让她看电脑显示馆里确实有这套期刊。

她跟着我到电脑前看了看，摇头说：“但里面没找到，有可能是在搬家剔旧时给卖掉了，只是还没有及时修改。”

“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文献也会被剔旧掉？”

“确实不大可能……那也许是搬家时不慎丢了吧。”

“我可不可以……”我没敢把话说完。

“你有介绍信吗？”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眼巴巴地看着她。

“副高以上职称？”

我继续摇头且看着她。

这样的回答好像也完全在她的预料之中。我们继续对视了一会儿，我实在不想退让。

“肯定不可能让你进库里去看。有没有除了检索号以外的什么东西？有可能这套期刊还没有正经放到书架上，刚刚搬家过来，你懂的。”

经她一提醒，我赶紧拿了纸笔，又急忙从兜里掏出昨晚做好功课的小本子，把上面查到的《工业科学》的德文名字抄到了纸上。告诉图书管理员，这是德文期刊，期刊名是这个，也许对查找能有一点帮助。

图书管理员拿着字条看着上面的德文皱了皱眉头，又回到了那扇小门里面。

又过了三四十分钟，那扇小门又打开了。我一眼就看到她的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褐色硬皮装订书。

“终于找到了。一共有三本合订本，随便找个角落，就能藏上一百年也不会有人发现，估计它们也该感谢你能坚持让它们出来透透气。不过，不允许一次拿两本，所以你看完这本我再进去给你拿另一本。”

说着，她绕过小门前的办公桌，亲自递到了我手上。

我如获至宝一般，一边点着头，一边捧着这套合订本坐到了最近的桌子前。

合订本里的纸张略有些泛黄，但翻阅起来并不感觉因年代久远而变脆，还是让我不禁更加小心谨慎。

“还是应该拍成胶片或者干脆电子化了的呀。”我忍不住又抬起头来和已经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的图书管理员说了一句。

“哪有那么容易，而且拍胶片也是一种损坏，反正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哪个也不会多上哪怕一丁点的意义。”

说来确实没错。我真想再接上一句什么话，但自己已经被合订本的德文期刊内容给吸引住了。重新从封皮开始看。褐色硬皮书封正面以及书脊上都标有我事先查到的《工业科学》的花体德文。确实非常不容易辨认，特别是德文对于我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在名字从1877至1897年。而后面两本，分别是1898年至1918年和1919年至1936年。整整六十年的学术年刊，可以说是德国工业崛起的一个见证，也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无力坚持，最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