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乌托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对历史循环论有所突破，以及超越了传统天下观，但知识分子们在文本中展现出的，依然是寄望于某种“机械降神”（De Ex Macha）式的法宝神器，戏剧性地改变整个国民性与社会发展轨迹的奇想。

有趣的是，这种对于器物的迷恋甚至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食物巨大化想象”。

这一想象最早可溯源到晚清《电世界》中对农业革命的描写：“……鸡鸭猪羊也因食料富足，格外养得硕大繁滋，说也好笑，金华的白毛猪，的确像印度的驯象了”。1935年筱竹在《冰尸冷梦记》里写到“巨大的鸡生下的蛋有足球那么大，巨大的牛可以产出大量的奶”。甚至到了1999年，何夕在《异域》中也创造了一块超脱于现有时空流速的“试验田”，在其中动植物以百万倍的速度进化，变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

这种对“食物巨大化”的反复书写，究竟是来自对科技的盲目乐观，还是来自记忆深处的饥饿感作祟，很值得探讨。

无论根源何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如王瑶所说，中国科幻对于“乌托邦”的描绘，一方面总是以那个永远距离我们一步之遥的“西方/世界/现代”为蓝本，并以“科学”“启蒙”与“发展”的现代性神话，在“现实”与“梦”之间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面，这些童话又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而在“梦”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无法轻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器物迷恋毫无疑问就是这种裂隙与空白的集中体现。

这其中，当然有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所总结，“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但倘若深究起来，是否写作者在集体无意识中，归根结底还是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道统，只接受器物层面的革新，却始终对于制度层面的全盘颠覆抱持怀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