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床边，手攥得发疼。

我爸睡得很浅，呼吸声轻得像风穿过电线缝隙。

窗外，“夜灯屋”的招牌依旧亮着，昏黄的光晕洒在他脸上，映出一道道沟壑般的皱纹。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七天，每天清晨准时醒来，拿起那支旧电笔，挨个测试驿站里的插座电压，嘴里念叨着：“电流不稳，会伤人。”

他不说别的，也不问过去的事。可就在刚才，他在梦里说了话——

“他们说我是泄密的……把我档案销了……我怕连累你。”

那一瞬间，我感觉胸口像被高压电击中，整个人僵在原地。

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痛，像一根锈蚀的铁钉慢慢扎进骨头里，拔不出来，也化不掉。

我不是没想过他失踪的原因。

小时候以为是抛弃，少年时觉得是逃避，后来甚至怀疑过他卷入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可从没想过，他是被人抹去的。

赵顾问听完录音记录后，沉默了很久。

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们，手指轻轻敲击着战术平板边缘，那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这不是个体悲剧。”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是系统性清除。”

我抬头看他。

“一个人的档案能被悄无声息地注销，说明背后有权限、有流程、有掩护链条。这不是一时冲动，是机制在运作。”他转过身，目光冷峻，“如果我们现在不建立‘身份存证链’，下一个被抹去的，可能是阿娟，是陈伯，是我们所有人。”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这世界从来不缺消失的人，只是以前，他们悄无声息地走，我们也习以为常地忘。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点亮了灯，就不能再容忍黑暗吞噬名字。

第二天下午，六个人围坐在归家驿站地下会议室。

墙上的电子钟显示着精确到毫秒的时间，空气中有淡淡的金属味，来自新装的屏蔽设备。

孙专家第一个发言，他摊开一张草图，上面画着一个环形结构的数据模型。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保存记忆，而是锚定存在。”他说，“叫它‘正义锚点计划’——为每一个通过‘归家计划’‘灯下计划’重建身份的人，建立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包含声纹、手写样本、关键记忆片段，全部加密存入独立服务器集群，并向本人开放查看权限。”

刘老师轻声问：“如果系统崩了呢？”

张评估师立刻接话：“没有数据，都是故事。”他推了推眼镜，“必须有物理备份。”

于是决定：在归家驿站地下建“记忆金库”，每份档案不仅要数字化，还要刻录在耐高温、抗腐蚀的钛合金板上，编号封存，离线保管。

“不是我们替他们记住，”孙专家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是帮他们自己握紧名字。”

会议结束时，没人鼓掌。

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

三天后，皖南驿站。

阳光斜照进院子，空气中浮动着樟木与青石的气息。

阿娟站在我面前，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捧着一块木牌——那是她祖辈传下来的家训牌，写着“行正坐端，不欺暗室”。

今天，这块木牌将被复刻成金属铭牌，嵌入“记忆金库”的第一面墙。

仪式很简单。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媒体镜头，只有她站在金库门前，闭上眼，缓缓念出那段早已烂熟于心的家训。

录音设备静静运转，声音被同步录入系统，也将被永久刻在金属之上。

赵顾问带人完成了最后的安防布控：双指纹门禁、震动感应器、电磁屏蔽层、离线存储协议。

整个金库完全脱离公网，任何访问都需三人以上现场授权。

当阿娟亲手把铭牌嵌入墙体时，她的手在抖。

但她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不是在做公益，也不是在搞技术实验。

我们在对抗一种更可怕的东西——遗忘的暴力。

当晚，李大使收到联合国回函，称愿将“锚点标准”纳入“全球流离失所者身份保障”试点参考。

我在镜头前说了句话，后来被人反复转发：

“我们不是在做项目，是在重写‘人’的定义。”

可就在锚点系统上线第三周的某个深夜，我正准备关机休息，张评估师突然来电，语气罕见地凝重。

“林致远，”他说，“系统刚触发三级警报——过去四十八小时，有一个IP地址，批量查询了三十名‘闭门者’的原始档案请求接口。”

我猛地坐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