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审计局成立“扶贫物资专项调查组”的消息像一记闷雷砸在基地上空。

空气仿佛凝固了，连通风管道的嗡鸣都显得刺耳。

李协调长的声音还在通讯器里回荡——“组长，是李维汉的表弟。”

我站在作战图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本泛黄的账本边缘。

父亲留下的字迹依旧清晰：“第三条路，非逃亡道，乃归还路。”可现在，这条路正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到风口浪尖。

“他们要查账？”我轻声说，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吴专家已经坐在数据终端前，手指飞快敲击键盘，调出近三年的物资流转记录。

屏幕上一串串数字滚动着，条形图、流向图、库存曲线……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

可他眉头越皱越紧。

“台账完整，分类清晰，”他缓缓抬头，“但我们没有官方签收凭证。所有发放都是通过民间渠道、志愿者转交，没有政府备案。审计一旦咬住这一点，就能定性为‘账实不符’‘程序违规’，甚至指控我们私吞、倒卖。”

没人说话。这确实是软肋，致命的软肋。

赵队长攥着一份认领名单，指尖发白。

“可那些人……真的等了太久。我们不发，良心过不去；发了，反倒成了罪证？”

我低头看着账本上的名字——张德海、刘秀兰、陈国富……十八年，二十年，他们从壮年等到白发，等来的不是补偿，而是遗忘。

“那就让他们查。”我忽然笑了，把账本轻轻放在桌上，“但我们不躲。”

众人一愣。

“他们要查账，我们就晒账。”

张宣传大使眼睛一亮：“你是说……公开？”

“不是简单公开。”我走到投影屏前，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三个字：阳光审计。

“我们要让全市、全省，甚至全国都知道，我们不是在逃避审查，而是在主动接受监督。每一箱药、每一笔账，都经得起放大镜看。”

我转向张大使：“你连夜剪一段视频。镜头从老宅废墟开始，慢慢推进——断墙、残瓦、烧毁的门框，然后切到地下库入口，镜头摇下，灯光亮起，一排排货架整齐排列，每箱物资上都贴着‘原主待认领’标签。”

赵队长明白了我的意思，轻声接道：“我来配音。就说：‘这些本该在三年前送到你们手上，五年、十年前就该送到。我们迟到了，但没缺席。’”

吴专家点头：“结尾附上二维码，链接到我们刚搭建的‘归还计划’公示平台。所有物资信息、来源、去向、认领进度，全部实时更新。”

李协校长眼神一凛：“这一招，是以攻代守。”

“不，”我看着她，“这是把他们的武器，变成我们的擂台。”

当夜，基地灯火通明。

张大使带着团队剪辑到凌晨三点，我亲自审了最后一版。

视频没有煽情音乐，没有夸张字幕，只有真实的画面和沉静的声音。

结尾定格在那张二维码上，像一枚投向黑暗的火种。

第二天上午十点，视频上线。

不到两小时，平台访问量突破三千。

到了中午，已有二十名当年失地村民，在家人陪同下来到社区图书馆。

他们大多是安置区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攥着泛黄的拆迁通知复印件，或是孩子出生证明这类早已失效的凭证。

赵队长带着志愿者逐一核对信息。

当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到登记册上自己丈夫的名字，和那箱标注“刘秀兰·胰岛素·2003批次”时，整个人颤抖着跪了下来。

“我男人……就是没药走的……”她哽咽着，“这药，迟了十八年，可我还活着，我替他领了。”

张大使的镜头静静记录着这一切。

没有催促，没有打断，只有真实的眼泪和沉默的拥抱。

视频上传三小时，播放量破百万。

热搜词条悄然浮现：“#十八年未送达的药#”。

吴专家同步发布数据报告——长达十七页的图表分析，层层拆解周鸿涛当年如何以“报废”名义将大批药品调出系统，再通过空壳公司转运销售，形成千万级利益链。

时间线、资金流、物流单据，环环相扣，证据链闭环。

舆论哗然。

就在这时，李协调长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丝冷意：“三家本地药企刚刚向市场监管局实名举报周鸿涛团伙垄断供应、围标串标。证据，是我们给的。”

她顿了顿，语气微扬：“另外，五家连锁超市已与我们签订长期保供协议，纳入‘社区公益合作’采购体系。从下周起，我们的物资将通过正规渠道流通。”

“现在我们不是在躲审计，”她冷笑，“我们是在申请认证。”

当天下午，市商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民生供应链透明化试点”，并点名表扬“归还计划”模式为“基层治理创新样本”。

我站在图书馆窗前，看着外面渐渐聚拢的人群。

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低声交谈，还有孩子在志愿者引导下写下父母的名字。

一切似乎开始向好。

可就在我转身欲走时，赵队长轻轻拉住我的袖角。

她没说话，只是递来一张纸条——和昨夜那张一样，从送菜箱夹层里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