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手指在触屏上悬了三秒，最终还是没按下去。故宫太和殿的三维模型在4K屏上泛着冷光，斗拱的榫卯结构被拆解成无数个蓝色数据点，连屋脊上那只鸱吻的裂痕都清晰得能数出纹路——这是他带领团队熬了三个月的成果，却在提交终稿前卡住了。

“周老师，再不上传，明天的全球数字遗产峰会就赶不上了。”实习生小林捧着笔记本跑进来，屏幕上弹出的邮件提醒跳个不停，“大英博物馆那边还在催我们的合作授权，说要把敦煌壁画的扫描件放进他们的线上展厅。”

老周没回头，目光仍粘在屏幕上那片虚拟的琉璃瓦上。三个月前在敦煌莫高窟，他亲眼看见修复师老李用竹刀一点点剔除壁画上的沙尘，指尖的老茧蹭过唐代的飞天衣袂时，连呼吸都放轻了。“当时老李怎么说的？”他突然开口。

小林愣了愣，翻出手机里的录音：“李师傅说，‘这些画是活的，你今天给它打光太亮，明天它就可能褪色。’”

老周叹了口气，点开文件夹里的扫描记录。最开始为了追求清晰度，团队用了0.01毫米精度的激光扫描仪，结果扫描完第285窟的供养人画像后，修复团队发现画像边缘的矿物颜料出现了细微的剥落——高强度的激光虽没直接损伤壁画，却加速了颜料层的老化。

“数字采集不能只讲技术参数。”老周把鼠标移到“伦理评估表”的栏目标题上，那是他昨晚熬夜加的新模块，“第一原则，不能以数字化的名义伤害遗产本身。”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文物局的张科长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脸色不太好看：“你们提交的《数字遗产共享协议》里，怎么没写数据使用的追溯条款？昨天有家科技公司联系我们，说想把你们扫描的三星堆青铜神树模型，改造成手游里的武器皮肤。”

老周的眉头瞬间皱紧。他想起上个月去三星堆遗址时，考古队的王队长指着刚出土的黄金面具，说：“这面具的纹路里藏着古蜀人的宇宙观，不是用来当游戏道具的。”当时他还拍着胸脯保证，数字数据会严格管控，可现在看来，光靠口头承诺根本不够。

“得加个‘用途限定’原则。”老周拿起笔在纸上写，“所有数字化成果，必须标注原始用途，修改和二次创作要经过文物所属单位的审核。”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要有追溯系统，谁用了数据、用在什么地方，都得留痕。”

小林突然插话：“周老师，昨天有个国外的研究团队联系我，说想拿我们的敦煌壁画数据做AI复原研究，但要求我们提供未公开的线稿。你说给不给？”

这个问题让老周想起去年的一件事。当时他把云冈石窟的部分数据共享给国外高校，结果对方在论文里，把中国工匠的雕刻技艺说成是“受希腊艺术影响”，气得他差点断绝合作。“数据共享不能没底线。”他敲了敲桌子，“第三原则，文化主权不能让。所有数字化成果，必须明确归属地和文化背景，不能让别人篡改历史。”

正讨论着，修复师老李突然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急：“老周，你们上次扫描的那幅《韩熙载夜宴图》，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把它做成了动态表情包，韩熙载的脸被p成了网红脸，这也太不像话了！”

老周的心沉了下去。他赶紧打开网页，果然看到那张被篡改的古画——原本典雅的仕女变成了穿超短裙的卡通形象，韩熙载手里的酒杯换成了奶茶。“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对文化遗产的亵渎。”他咬着牙说，“得加第四条原则，保护文化尊严，禁止低俗化、娱乐化篡改。”

张科长也叹了口气：“现在技术发展太快，很多伦理问题我们以前想都没想过。比如上次有人用AI把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复活’，让它们跳街舞，虽然点击率高，但骂声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