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一是成本与可及性上“看不起病”。西医药品，如奎宁、注射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手术需消毒器械如酒精、纱布，在中国农村没有条件；医生集中在城市，偏远地区难覆盖。而恰在这个方面中医有优势：草药多为本地种植，如黄芪、甘草，成本低；针灸仅需银针，可重复使用；推拿、艾灸无需复杂设备，村医即可操作。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西医培训村医掌握“基础消毒”，如煮沸器械，和“急救注射”，如破伤风抗毒素，中医传授“草药辨识”，如金银花治感冒，和“推拿手法”，如小儿积食。这些在我家乡的病例暂且不表，只拿我们此次航行的终点武汉的事例来说，此时汉口码头工人常因搬运受伤，西医用“碘酒消毒+绷带”处理外伤，中医用“活血止痛散”，含乳香、没药，外敷消肿，成本仅为纯西医治疗的1/3，工人更愿接受。

困境二是文化隔阂与心理认同。中国贫苦病人对于西医“信不过。诸位都知道，很多中国底层民众认为“洋人的药是妖术”，认为静脉注射是打“鬼针”，拒绝手术，怕“开膛破肚”；产妇宁可找稳婆接生，也不愿进医院，怕“血光冲喜”。而中医的优势在于它自身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郎中穿长衫、说方言，药罐子在家家灶头，患者天然信任。例如，中医治“小儿惊风”，也就是癫痫发作时，用掐人中激穴位）+朱砂、黄连做的朱砂安神丸，家长觉得“孩子在‘叫魂’”，更愿配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西医医生穿中式服装如长衫，用方言解释“消毒是为了防‘邪气入体’”；中医郎中学习简单西医术语，如“细菌”“发炎”，解释“草药里的‘青霉素’，如黄连，能杀‘小虫子’”。比如，今年南京城南霍乱期间，西医传教士医生联合本地中医，在药铺门口摆“防疫摊”：西医测体温、打防疫针，中医用艾灸大椎穴、发黄芩、黄连熬制的“防疫汤”，民众排队领取，称“中西神仙一起保平安”，这个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听到这里，葛瑞丝点头表示确实如此。

王月生继续道：

“困境三是慢性病与康复管理上病患感觉西医“治不彻底”。因为西医对慢性病，如哮喘、风湿，缺乏长期调理手段，患者停药后易复发；术后康复依赖“静养”，无主动干预方法。中医的优势在于“辨证论治”强调“治病求本”，如哮喘分“寒哮”“热哮”，用不同方剂，配合针灸、导引，如八段锦，改善体质；中药复方，如“六味地黄丸”，可调节免疫，减少复发。我们的结合方案是学习西医建立“慢性病档案”，记录症状、用药，中医制定“个性化调理方案”，如饮食禁忌、运动指导。还拿我们要去的汉口举例，汉口纺织厂女工长期接触冷水，多患风湿性关节炎，西医用“阿司匹林”止痛，中医用独活、桑寄生做的“独活寄生汤”祛湿，配合“艾灸关节”温通经络，患者复发率从60%降至30%”。

王月生看了看周围人的反应，继续道：

“医学是一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学科。我们不能把对象当做是可以任意施为的个体，必须强调医学的人文属性，用“文化共情”消除隔阂。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医不是迷信，而是一个实践性学科，是中国人在几千年里用生命试出来的经验。比如，他们发现‘发物’（如海鲜）会让伤口发炎，这和现代医学的‘过敏反应’不谋而合；他们用‘刮痧’治疗中暑，其实是通过皮肤毛细血管破裂加速排毒——这些经验需要被记录、验证，而不是被否定。

其次，我们要意识到，对于患者，要给予他们选择权。底层百姓不是试验品，他们有权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治疗方式。一个产妇因害怕‘鬼门关’拒绝手术，不是愚昧，是对未知的恐惧。中医的无痛接生，如热敷、按摩，能缓解她的焦虑，让她更配合，最终母子平安——这不是落后，而是人性化。

我们会做两件事：一是用西医的‘科学方法’验证中医，如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研究针灸神经机制；二是用中医的‘整体观’补充西医，如关注患者的心理、饮食、环境。最终目标是让每个底层百姓，都能得到‘既科学又温暖’的治疗。”

在场除了葛瑞丝和个别人，其他人面无表情地听完，然后默契地转身离开，仨一群俩一伙地继续开始他们的话题。头等舱客人的悲欢与中国底层人民并不相通。他们宁可赞赏王月生挂西医头、卖中药肉的商业智慧，也不愿意相信有人会设身处地为了给这些下等人提供廉价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费尽周折。

葛瑞丝显然听进去了，陷入了沉思。王月生不欲打扰她的思索，悄然回到房间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