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次郎（Jiro Fujita），日本驻沪商社“三井物产”职员，很高兴认识王先生。您在北京的英勇行为在日本获得了高度赞扬。请您多指教”，这人用流利的中文说道，但却总用“唐音”（日语汉字音读），故意表达出一种对于中国人的疏离感。

王月生知道日本这种岛国没有原生文化，所以当年很容易接受中国大陆的文化，然而在转身投奔西方文化时也毫无障碍，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为了表现这种转身的正确性，就下意识或不自觉地须将之前滋养了自己上千年的中国文化贬斥为低等和落后，甚至比新认的西方老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还要激进和偏颇。对于这种有民族劣根性的人，王月生不会计较，因为他知道从明治到昭和（中间夹杂了短暂的大正）期间，是日本最疯狂、最自大的时代，而中国恰恰相反，所以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去争什么口舌之利，于是笑吟吟地对藤田用熟练的日语道，“分内事，不足挂齿。很高兴认识藤田先生。希望有机会跟先生和三井公司进行合作”。

布朗在旁边笑吟吟地听着，显然至少能听懂中文。

三人谦让一番，各自在藤椅上就座。而头等舱的客人向来有扎堆交际的传统，这其实就是头等舱或者高级俱乐部存在的意义，通过财富来筛选人群。很快，隐隐地以三人为核心，周围陆陆续续坐了不少人。破冰当然要从共同的话题开启，而此刻，不管头等舱的客人是什么背景，已经从船长和高级船员口中知道王月生身份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与王月生寒暄致敬开始融入这个话题组。

王月生很不习惯成为话题或者人群的中心，工作上还好说，社交上他一直不太习惯。而且他不愿意就政治方面聊什么，商业上，他目前也没当外国势力买办的想法，所以除了最开始的两句客套话外，很快陷入了尴尬。大家都有些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话题了，直到一位女士的出现。

这位女士面容瘦削苍黄（后来得知因南京霍乱疫情连续手术），左颊有浅疤（后来得知系1897年南京暴动被石块所伤），发型为紧绾圆髻无饰，鬓角掺灰白发。衣着墨绿羊毛旅行裙，肘部已被磨亮，外罩灰鼠皮短袄（后来得知系上海教友捐赠），玳瑁框近视镜的链子挂于颈上，镜腿缠胶布，胸前露铜质怀表链（后来得知系的不是怀表，而是手术剪），鹿皮靴沾泥浆，随身还带着藤编医药箱，贴满中英文药名标签，箱角铁皮补丁锈迹斑斑。

此人系由大副陪同来到头等舱专属的观景甲板的。但看到此人寒酸的装束，不少人在窃窃私语，但碍于大副的面子，没有上前质疑。女人上来后，也不往这边人群里凑，径直到栏杆边观赏风景。

王月生第一眼觉得似曾相识，仔细想来，不认识，但跟后世自己非常钦佩的那位在贫困山区建立女校的张桂梅老师神似。心中一动，悄然走到正准备离开的大副旁边，向他打听。大副当然不会怀疑王月生是想借机找女人搭讪，因为此人，若用后世的流行语来描述，就是毫无性张力。

“伊丽莎白·葛瑞丝（Elizabeth G.K. Hewlett）女士，金陵女医院（Nankg Wons Hospital）的院长”。大副小声简单介绍了一下，向王月生致礼，然后匆匆离开。王月生闻言，立刻肃容，整了整身上的衣服，调整了一下呼吸，向女人走去。

如果说现在他是什么心情，那么可以比喻为，后世的中国人，见到了复活的白求恩大夫。这位女士1862年生于美国宾州，1944年死于疟疾，葬南京城西。身为医疗传教士中的激进改革者，终身未婚献身中国。如果说她有什么事迹值得后世中国人记住的话，她于1894年南京创办中国首家现代化妇女专科医院---金陵女医院；1898年培训中国首批女医学生；南京大屠杀期间以74岁高龄留守医院，被日军刺刀划伤仍护住产妇手术台，日记载：“今日收治第37名刺子宫伤者，金陵女大草坪成焚尸场”。

王月生缓步走到正在看景的葛瑞丝女士身边，半晌无语。女人突然发觉他的存在，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我打扰到你们了吗？不好意思，我本来买的是二等舱的票，因为省下的钱够买200人份奎宁。结果我箱子里保存牛痘苗的冰桶离奇消失，最后在二等舱一个鸦片贩子的鸦片箱旁被发现，被他偷去当“洋冰”藏毒。鸦片贩子船上还有同伙，大副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