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

领导捏着茶杯的手顿在半空，氤氲的热气似乎都凝滞了一瞬。

他抬起眼，目光如探照灯般落在眼前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身上，仿佛要穿透他那张还带着几分青涩的脸庞，掂量出其话语背后的斤两。

“这个主题……很大啊。”

他缓缓放下茶杯，陶瓷底托与玻璃桌面碰撞出清脆一响，在格外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尤为突兀，“你小小年纪，把握得住吗？”他

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审慎，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

世纪之交的华夏电影市场，正处在一种微妙的躁动与沉寂的撕扯之中。

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余波未平，国产商业片在探索中磕绊前行，而曾经承载着荣耀与使命的传统“主旋律”影片，却大多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甚至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各大国有制片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艰难转身，寻求出路。

“没有开始，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李琦语速平稳，却字字清晰，试图用逻辑和准备打消对方的顾虑，“我是这么想的，剧本方面，我打算请西影厂和八一厂的几位老编剧老师一起把关，集思广益，导演也会邀请西影厂经验丰富的老导演来坐镇。”

“嚯…”领导身体向后靠进宽大的皮质沙发里，嘴角牵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点着，“合着你不上手，只是搭个台子，让老师们一展身手是吧？”

这话里带着调侃，也藏着试探——他想知道这年轻人是真想做事，还是只想巧借名目。

“那我这不是稳当考虑嘛！”李琦笑着继续说道：“再说了，就像您说的，如果我真的全部自己来，您也不放心不是？”

他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化解了潜在的质疑。

“你这小娃娃…”领导指着他，摇头失笑，目光却愈发闪烁不定，内心的天平似乎在慢慢倾斜。

他不得不承认，李琦的话戳中了他最真实的顾虑。

将《建国大业》这样的项目完全交给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这其中的风险他比谁都清楚。

成功了，自然是一段佳话。

可一旦出了任何纰漏，那将是无法估量的责任。

到时候，处理李琦？他是项目发起人，年轻有为，背后或许还有更复杂的考量；不处理？舆论和上级的压力又如何平息？

这简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偏偏，这个年轻人提出的构想，又隐隐契合了某种他希望看到的、主旋律电影突破的新可能。

办公室窗外，是京城夏日繁茂的绿荫，知了的鸣叫一阵高过一阵，更衬得室内的安静近乎凝滞。

领导沉吟了片刻，终于再次开口，语气缓和了许多：“继续说一下你的想法。”

这是一个松动的信号。

李琦精神一振，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他坐直身体，将思虑已久的规划和盘托出：“领导，我的核心想法是，尝试找到主旋律叙事与商业类型片的一种结合方式，以往我们很多主旋律影片，艺术价值和思想高度都够了，但在吸引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方面，总是差一口气，我们能不能探索一种既符合历史宏大叙事要求，又在观赏性、感染力上更上一层楼的模式？做到既叫好，又叫座…”

领导一边听着，一边缓缓点头。

市场的选择是残酷的，再好的理念，如果无法有效传播，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

“想法是对的，方向也没错，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加重，“你想当甩手掌柜可不行，搭台子可以，但你得一直在台上，制片人这个担子，你怎么也不能推掉。必须把你那些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从头盯到尾，电影拍好了，成绩是大家的，但你也得能拿到台面上说，经得起所有人的审视才行。”

“这是自然，义不容辞。”李琦郑重答应。

“那你重点跟我说一下，”领导的身体微微前倾，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建国大业》这个故事，你打算拍哪一段？怎么拍？”

李琦深吸一口气，知道这才是真正展现项目深度和自身思考的关键时刻。

“我们规划的核心时间线，是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开国大典这四年，这不仅仅是一段战争史，更是一部浓缩的、波澜壮阔的建国史，我们不打算聚焦于某一两个单一战役或事件，而是希望以‘筹备一个新生的华夏’为核心线索，叙事逻辑沿着‘战后谈判—内战决胜—建国筹备—开国盛典’来展开。

目的是尽可能立体地呈现那四年间，华夏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旧世界走向新纪元’的伟大历史进程…”

领导听得极其专注，甚至不自觉地调整了坐姿，完全沉浸到李琦所勾勒的宏大蓝图之中。“那么，”他追问，声音里带着考校的意味，“在整体的主体基调和具体的人物刻画上，你们又有什么想法？”

“…”

李琦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他吞咽了一口唾沫，知道最考验功力也最需谨慎对待的问题来了。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呈现，宏大的叙事与细腻的人性，其间的分寸把握，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他斟酌着词句，既不能过于跳脱，又要体现出创新之处。

“主体基调，毫无疑问必须严格尊重史实，磅礴、厚重、充满敬意。”他首先定下基调，然后才小心地引入新的思考，“但在细节处理和人物塑造上，我们……我们希望能做一些更‘接地气’的尝试。”

“接地气？”

李琦记得后世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教员手里拿着一根棍子，给钱老的师爷显摆，“看我这根棍子直不直？”

领导沉吟了片刻，点头，“行啊，既然你已经有了想法，那就去做，等电影出来，可以让我们先看看嘛。”

“好！”

领导把他叫住，“你手里有没有备选的？”

“没有。”

李琦果决地说道。

“那行吧。”领导苦笑了一下，“年轻人就是好，没有任何的顾虑，不过也好，年轻人就是要有冲劲儿，你这样，我反倒是更相信你了。”

…

从那个绿树成荫、戒备森严的地方出来，李琦坐进车里，缓缓驶上京城宽阔的大街。

盛夏的阳光炙烤着沥青路面，空气因高温而微微扭曲。

道旁高大的悬铃木，知了的鸣叫如同永不停歇的潮水，汹涌澎湃，几乎要淹没整个城市的声音。

李琦摇下车窗，让温热的风灌进来，带着都市特有的嘈杂和活力。

今年自己进几次海子里了？

一切恍若隔世。

…

回去的路上，他的车经过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那扇曾经车水马龙、代表着华夏电影一个辉煌时代的大门，如今却显得有些冷清，甚至门可罗雀。只有门口持枪的哨兵，依旧站得笔直，无声地诉说着它曾经的特殊地位与荣光。

李琦不由地放缓了车速，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唏嘘。

他清楚地知道，在接下来的时代浪潮中，这些曾经赫赫有名、代表着计划经济时代电影生产模式的八大国有制片厂，将面临怎样的冲击与变迁。

八一厂的编制会被调整裁撤，北影厂的标志性建筑会被拆除，西影厂会经历漫长的沉寂与转型的阵痛……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时代车轮碾过的痕迹。

固守着过去脸谱化、公式化的“主旋律”创作模式，注定将被愈发成熟和挑剔的市场无情淘汰。

但这不是哪一个个体的错。

前世记忆中，《建国大业》正是由八一厂承制，而它后来的谢幕之作《芳华》，也曾引发无数慨叹，最后一任厂长是黄虹。

而此刻，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的，还是明震疆。

无论明震疆内心是否看得上李琦这个突然蹿升的年轻人，现实的层级差距都摆在面前。听闻李琦突然到访，他立刻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快步迎了出来，脸上堆满了热情却又不失体面的笑容。

“李琦同志！哎呀，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通知一声，我们好准备一下！”明震疆的声音洪亮，带着体制内特有的热情与客气。

“知道你们厂里事务繁忙，想着电话里可能说不清楚，索性就直接跑过来了。”李琦与他握手，笑容温和而直接，“没打扰您工作吧？不会不欢迎吧？”

“怎么会！怎么可能不欢迎！您这是给我们厂送机会来了！快，请进，请进，外面热！”明震疆侧身将李琦让进厂办楼。

会议室里，简单的寒暄过后，李琦没再多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提出了合作拍摄《建国大业》的构想。他强调了项目的重大意义，以及希望八一厂以其深厚的革命历史题材拍摄经验和资源，深度参与其中的意愿。

明震疆听着，眼睛越来越亮。

历史上，这类重大题材、带有明确任务性质的影片，基本由国家指定、划拨经费，八一厂自然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