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午后，阳光被厚重的窗帘滤过，在铺满报告和资料的办公桌上投下昏沉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旧书报和茶叶混合的、属于机关特有的沉闷气息。我正对着一份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初稿绞尽脑汁，试图把那些干巴巴的数据和方针政策，揉捏成有血有肉、能触及领导关注点的内参。

对面的老张，张主任，是我们研究室的“定海神针”。他年近五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永远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看人时总习惯性地从镜框上方投来目光，带着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洞悉一切的温和与谨慎。此刻，他正捧着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杯，小口啜着浓茶，视线却落在窗外，似乎在研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新发的嫩芽。

“致远啊，”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打破了室内的寂静。“手头那份关于河口镇农机厂扭亏为盈的简报，你先放一放。”

我抬起头，有些诧异。那份简报是经验材料。“主任，这个点抓得挺好，正是提倡搞活国营小厂的时候……”

老张摆摆手，打断我，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像是自嘲，又像是无奈。“典型是不假，但写不写，怎么写，什么时候写，这里面有学问。”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你知道河口镇新上任的副镇长，是谁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我关注的是工厂本身的管理模式和改革举措，至于地方上的人事变动，除非是重要岗位，否则并不会立刻进入我的视野。

“是钱副局长的小舅子。”老张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成了气音，但每个字都清晰地敲在我的耳膜上，“钱副局长，在刘省长那边，可是很说得上话的。”

我瞬间明白了。刘省长与赏识我的周汝信副秘书长，在省里大的发展思路上，并非总是步调一致。这份看似纯粹的业绩简报，背后牵扯的却是微妙的人事脉络。

“这……”我一时语塞，感觉刚才在脑海里构建起的那些关于改革、关于效率的激昂文字，瞬间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灰尘。“可是，主任，农机厂效益好转是事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