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情之后，生活的车轮依旧滚滚向前，而且似乎转得更快了。

进入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还要繁忙和紧张。周省长（现在需要改口了）是新任的常务副省长，分管的工作领域重要且繁杂，会议、调研、文件、接待……几乎占据了所有时间。作为负责文稿和调研的随行秘书之一，我需要快速熟悉情况，精准把握领导思路，高效完成各类材料的起草和整理。

那段时间，我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办公室成了我待得最久的地方，那盏台灯见证了我无数个奋笔疾书的夜晚。虽然疲惫，但内心是充实的，能参与到全省核心决策的辅助工作中，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和挑战性。

与此同时，我和沈清薇的婚事也被提上了日程。我们没有选择大操大办，一来我刚刚进入新岗位，需要低调，不宜张扬；二来我们双方家庭都不富裕，不想给家里增添太多负担；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形式远不如内容重要。

婚礼定在我到办公厅工作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没有盛大的迎亲队伍，没有奢华的酒店宴席，甚至没有通知太多人。

那天早上，我请了半天假，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来了从老家赶来的沈清薇。她穿着一条崭新的红色连衣裙，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嫁衣”，脸上带着羞涩而幸福的红晕。我的父母和她的父母也都提前一天到了省城，住在我临时租下准备用作新房的一间小房子里。

所谓的“婚礼”，就是在我们租的那间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屋里进行的。墙上贴了一个大大的红双喜字，是我和清薇一起剪的。桌子上摆了些瓜子、花生和水果糖，还有我母亲从老家带来的、自己蒸的喜馍。

来宾很少。除了双方父母，我只请了研究室的老王——他算是我的“娘家人”，非说要来沾沾喜气。清薇那边，只来了她在省城培训时认识的一位关系要好的女教师。周省长那边，我自然不敢惊动，只是通过孙秘书委婉地报告了一声，周省长让孙秘书转达了他的祝贺，并特批了我一天婚假。

没有司仪，没有繁琐的仪式。我们就在这间简陋却充满温馨的小屋里，向双方父母敬了茶，改了口。

我父亲，那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农民，穿着他最好的一件中山装，手有些颤抖地接过清薇奉上的茶，嘴唇嗫嚅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好，好孩子……以后，致远就交给你了。”

清薇的父亲，那位小镇上的知识分子，则显得更拘谨一些，只是反复说着：“互相照顾，互相体谅。”

我母亲和清薇的母亲拉着的手就没松开过，眼里都含着泪花，那是高兴的泪，也是放心的泪。

敬完茶，我们就算正式成为夫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