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帝国的北部边疆，那条后世常称的“大明九边”防御体系，其实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明初九个军镇的规模。

明初定鼎之后，为抵御北元残余势力，朝廷沿长城一线设立了九大军镇，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依次为：

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榆林镇（又称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边九镇”的防御体系由此奠定，成为守护中原腹地安危的生命线。

然而，“土木堡之变”经过大明留学生的一顿霍霍，使的大明北部边防遭受重创。至明世宗嘉靖皇帝时，为强化京畿核心区域的防护，应对俺答汗的威胁，朝廷又增设了昌平镇与真保镇，“九边”遂演变为“九边十一镇”，构成了京畿外围相对紧密的双重屏障。

待到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中后期，西北蒙古各部再度蠢蠢欲动，而东北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下悄然崛起，边境压力骤增。

朝廷不得不再次对防务体系进行大幅度调整，从原有的固原镇中分出临洮镇，以强化愈发吃紧的西北防线；又从肩负京师东北屏障重任的蓟州镇中，分出专门扼守辽西咽喉——山海关的山海镇。

最终，形成了“九边十三镇”的稳固格局，重新构建起一道纵深交错、相互策应的边防体系。

尽管，在真实的历史轨迹上，这一苦心经营多年的体系，最终并未能完全发挥出预期的作用，未能挽救皇朝末期的大明。

当然，随着当今天子朱由校御驾亲征辽东、一举荡平建奴，原辽东镇的绝大部分区域已彻底脱离军镇体制，改为辽东布政使司，直接纳入了帝国的普通行省管理体系，由流官治理。九边，实则已去其一。

特别是自十一月入冬以来，九边十三镇的将领们陆续收到了来自皇帝与帝国大都督府的双重调令。命令要求各镇总兵、副总兵及游击将军以上的高级武官，必须在年终之前齐聚京师，面圣述职。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一方面原因是寒冬已至，塞外草枯水冷，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大多已转入冬牧，大规模南下劫掠的战事基本停息，边境暂无大的战事，正是各镇主将能够暂时抽身的绝佳窗口期。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年陛下御驾亲征、辽东大捷的赫赫威名，早已伴随着官方邸报和往来商旅的传说，响彻了九边的每一个角落。各镇将领，无论其私下如何盘算，都深知这位年轻天子的权威与手段，已绝非昔日可比，无人敢有半分怠慢。

因此，接到调令后，众将虽心思各异，却也不敢耽搁，纷纷将镇内日常军政事务暂交属下副手或心腹将领代理，随即带着亲信，家丁，整装出发，策马扬鞭，日夜兼程奔赴京城。

在这条由边关通往京师的官道上，不少边将及其扈从队伍，在返京途中，与正浩浩荡荡开赴各地驻防的朝廷禁军主力部队，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