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脑区再造的文件里没有提过这些。”李靖波说。）

我所说的一切，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密。为了保证约书亚“愈后”的生存质量，为了保证他不会遭遇任何就业或者生活上的歧视，应该没有人知道他之前的身份—除非你恰巧认识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正好可以进入脑区再造项目的核心数据库，就像他之前在调查安东尼奥时做的那样……

（“通过你的老同学，你查到了约书亚的新身份。”李靖波说。“这需要时间。”贝利亚摇了摇头，“而在这场分秒必争的比赛中，时间就是一切。”）

我刚到西雅图时，娜奥米曾打来电话。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她很担心我。

“别胡思乱想。”我的口气很不耐烦。

“向我保证，你不会胡来。”

“你什么意思？”

我被娜奥米的言外之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被自以为从她的话中听出的言外之意激怒了。是啊，我曾经在办案过程中情绪失控，也曾经偷了那么几次腥，我们两个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于是，那段时期中所有的歉疚、不满和猜忌如沉滓般泛起。我口气很冲地回敬了她几句，暗暗希望能把这次谈话升级成一次争吵—然而我失败了。娜奥米在电话那头沉默着，长时间地沉默着。最后，是我不堪忍受沉默的重负，挂断了电话。

（李靖波的手指在桌面的信息窗口上滑动，“8个小时后，你接到了古德森的电话。”）

他建议我搭最近的一趟航班回来，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时我正在西雅图警察局，自以为抓住了真相的藤蔓。我对他说，我讨厌别人说话含含糊糊，有什么事，我希望他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费解的话：“贝利亚，你是对的。”

“你说什么？”我问道。

但那边已经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