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也不是，叫神经纤维瘤。那时候顾不上可惜钱，开饭馆的钱做了手术，手术完了当时就说腿有感觉，把我俩乐的。能走路，就能干活，就能挣钱，怕啥。瘤子割了，当时好了，特别高兴。我们就打工存钱，过了几年，存了点钱，那会儿我们住在化石营村，出去坐公交车不是得走出去吗，早上我们提着东西去坐公交车，可能是东西重了，走着走着她说腰疼走不动路，我寻思我先去干活，她歇歇再去，就先走了。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说在医院，我这脑子就嗡的一下，啥也想不起来了，啥也不敢想了。坐在那儿，哭也哭不出来，就觉得为啥要先走，为啥要先走，为啥不能多陪媳妇一会儿。”

“啊，复发了吗？”

“也不是，大夫说她身上又长了几个神经纤维瘤，说明体质比较容易长这种瘤子，要是位置不重要，就没啥事，要是长在不好的地方，还得出问题。结果还是骨髓里长瘤子，跟上次位置差不多，很快就瘫了。她每天说不治病了，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我知道她心疼钱说气话，她比谁都想活。我也比谁都想让她活。”

“这次做手术了吗？”

“做了，砸锅卖铁，能借的钱借了个遍，把手术做完了。这次恢复得慢点，不过慢慢地，也能下地走路，一天比一天好，我规定她以后不能干重活，不能提东西，不能老弯腰。做完手术，我们搬到丰台住，借的钱还有点没用完，就开了个小卖部，卖点饮料、冰棍、香烟，为的是她不累。少挣点钱，慢慢还债。”

我听不下去，我总觉得自己的生活足够艰难，假装看不到别人的苦难。一旦听到这些故事，就觉得自己堕落得太奢侈，难以再心安理得地空虚下去。

我跟他碰杯，喝了一大口酒，辣得心口疼痛。“这下就好了。”我说，“借的钱慢慢还，总有好起来的一天，我不是也错过北京买房的时候了吗，反正现在买不起，以后更买不起，想开了也没什么。”

赵师傅把二锅头平分到两个纸杯里，晃晃瓶子，把瓶底剩的一点酒倒进嘴巴：“嗯，好了几年。去年第三次复发，还是那个位置，没钱做手术，我愁得蹲在医院外面抽烟，一夜抽了四盒烟。天亮的时候，我躺在花池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医院一上班就要催缴费，几万块，拿什么交？”

“你说说脑子的事。”我不得不打断他的叙述，他说得越平淡，我越感觉疼。

“听我说，就是脑子的事。”赵师傅点头，“天亮了，我看见车子一辆一辆开进医院，都是好车，都是有钱人，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当下顾不上什么了，我走到路上，找一个车最多的路口，在那儿等着，听别人说奔驰车贵，我就专门等奔驰车。等到一个黑奔驰开过来，正好是路灯，开得飞快，我跑出去往车头一扑，心想把我腿撞断，把我胳膊撞断，赔的钱就能给住院费了。”

“这是碰瓷啊！”

“那时候没想到，其实就是碰瓷吧。结果那车开得太快刹不住，撞完我，还从我身上压过去，我眼前一黑，啥也看不到了。等睁开眼，我看见一片灯明晃晃的，周围乱七八糟都是人。然后是一片黑，有人说：‘完了。能找着家属吗？快找找家属。’那时候我忽然知道，我死了。”

我盯着赵师傅，赵师傅瞧着酒杯。我忍不住伸手摸他的手背，热的。

“你……现在还活着。”我说。

“谁说不是。我醒过来的时候，还躺在花坛上，太阳没升多高，车子一辆一辆开进医院，背后是住院部大楼，媳妇在7层的病房住着，等着我买早饭，等着我交住院费。啥都没变。”

我牢牢盯着他，直到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喝酒。”我不知该说什么。幸好有酒，自古以来男人和男人之间都是这么化解尴尬的吧，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