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设想一下，如果只有认知，那结果就是纪录片般的“自然主义”小说，能在认知上阐释虚构，但却没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如果只有陌生化而没有认知性，那结果就将是玄幻小说，看上去非常疏离玄妙，但却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把握。正是在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这种辩证互动的关系，让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断挑战、破坏与重塑认知与审美边界的思想探险。

第二个学者叫Seo-young Chu，中文名叫朱瑞瑛，她是一位美籍韩裔学者，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任教。她2010年的学术著作《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这个标题很明显就是在向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梦见了电子羊吗？》进行致敬。

她对达科?苏文的理论进行了激进的回应。在朱瑞瑛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而我们传统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的科幻小说。

如何理解这种定义呢？她将我们的眼光引向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是对于现实的模仿和再现，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许多伴随技术日新月异而产生的现实图景已经过于复杂与抽象，超越了日常经验的限度，难以经由传统文学手法进行模仿与再现，让读者能够直观地认知与理解，比如全球化，比如网络空间，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隐喻”来再现这些概念，比如说，地球是一个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但在科幻小说里，我们所要再现的本体和喻体可以是统一的。比如“网络空间”，在“赛博朋克”小说《头号玩家》里，它就是“绿洲”，一个承担起叙事功能的真实的存在，既是一个对互联网的隐喻，又是字面上所呈现的那样，一个主角可以在其中来去自如，冒险穿梭的虚拟世界。

因此，在科技日新月异且高度复杂化的今天，科幻小说比起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更有力量，更高密度且更为全息地再现现实图景，它才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第三位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有翻译成詹明信，在他2005年的《未来考古学》一书中提出，科幻小说正是一种借助“从未来看当下，从他者看自我”的思维框架来对当下进行批判性“认知测绘”的工具。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冲动是不可化约的人类心理，就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一样无所不在，是存在的本质，它既不是预言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想象性的实验，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

然而“二战”之后，核爆、冷战、极权主义与种族灭绝，使以托马斯?莫尔1516年《乌托邦》为源头的正统乌托邦文本彻底失去了历史位置。一方面，冷战使乌托邦跟斯大林主义成为同义语，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使资本主义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像智子一样封锁了主流话语中对于未来的所有乌托邦式想象。

而此时，科幻文学却由于其边缘性及封闭性的文类特征，保留了“真实社会空间中的一块想象性飞地”，并以批判性乌托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乌托邦”类型，继续探索未来的可能性。詹姆逊发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种族和性主题是科幻作家最热衷的话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颠覆以男权和技术为根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作品。

比如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黑暗的左手》中，构建了一颗常年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封建制社会“冬星”，冬星人不像地球人一生下来就分为男或女，每个月中，有大概三分之二是处于中性或者雌雄同体的状态，没有性别之分，进入**期之后，如果这时候遇到另一位也同处**期的人，双方就会相应发生生理、心理、行为举止等诸多变化，成为完全的男人或女人，但是性别转换是完全随机的。**期结束之后，人们又回到中性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在冬星人眼中，地球人这样的二元性别纯粹就是性变态。

詹姆逊之所以高度赞扬勒古恩小说的乌托邦创意，是因为作品通过消除性别来否定性别政治，而把封建制度跟技术发达联系起来，否定了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历史决定论关联。

这正是他眼中的科幻的价值，是一种认识自我与把握当下的间接策略，通过虚构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世界，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与意识形态上的被囚禁状态；科幻写作与评判，不只是文本的生产，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通过创造一个个他者世界，无论是太空歌剧、赛博朋克还是后人类世界，制度化地否定现实，在思想领域中建立起一块文学飞地，继续推动人性与历史的乌托邦进程。

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其实无不围绕着科幻与文学、科幻与科技、科幻与现实、科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对这四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之后，回过头再读《弗兰肯斯坦》、《三体》，甚至梁启超的晚清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相信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