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之后，科技的迅猛发展（交通工具、通信技术、太空探索等）所带来的现代思想让“经典乌托邦”所试图塑造的封闭空间或独立王国不复存在，个体不得不走出民族国家的认知框架，从行星-宇宙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存在的位置与价值。而乌托邦式的写作，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如达科?苏文所说的“科幻的社会政治体裁”。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的巨大社会影响，可以说是来自“反乌托邦”小说类型的盛行。

反乌托邦类型最初建立于这样一种假设，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也可能走向失控极权主义，比如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是反乌托邦立场的代表。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描绘出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模式，从而实现对于无孔不入监控（《1984》），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美丽新世界》），极端保守官僚机构（《大机器停止》）以及人性中自然主义本能的批判（《我们》）。本质上它们依然延续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并试图加入技术元素令局面变得复杂化。

几乎所有这些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即，我们如何能够在追求乌托邦的道路上避免坠入反乌托邦的深渊，或者在坠落之后再爬出来。这就好比是热力学定律在乌托邦领域的一种映射，追求制度上极度的控制和秩序，最终将导致系统的封闭与熵增，必然走向整体崩塌与热寂。

作为全球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发酵产物，女性主义、环境问题以及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频繁出现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引发新一轮的焦虑。厄休拉?勒古恩在《一无所有》（1974）中探讨了无政府主义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约翰?布鲁纳《站在桑给巴尔》（1968）展现了人类面对人口膨胀，城市衰败和环境灾难的恐惧；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创造了反英雄在虚拟空间对抗垄断大企业的“赛博朋克”亚类型。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在不同领域与议题中的深入与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乌托邦/反乌托邦文本为全球娱乐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故事题材与影像灵感，并支撑起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庞大产值，这本身就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消费主义寓言。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到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再到最近探讨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HBO科幻剧集《西部世界》，我们看到一个个乐园的兴建与崩塌，将源自莫尔的乌托邦形态不断变形、打碎、组合，出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从精神核心上却是一脉相承，始终不弃地追寻着人类作为个体或者整体在世间的位置与价值，并反复质疑任何贬损其存在的制度设计。

乐园，终究是人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