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缺
我逃离城市,回到故乡,是在一个冬天。天空阴郁得如同濒死之鱼的肚皮,惨兮兮地铺在视野里,西风肃杀,吹得枯枝颤抖,几只麻雀在树枝间扑腾,没个着落处。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拖着行李箱,缩着脖子,回到了这个久远的村庄。
父亲在路边接我,帮我提箱子,一路都沉默。自打我小学毕业,就被姨妈带离家乡,其间只回来过一次,那次也行色匆匆。这么多年来,沉默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但我看得出,他还是很高兴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时,腰杆都挺直了许多。人们都惊奇地看着我,说:“这是舟舟?长变了好多!好些年没回来了吧,听说现在在北京坐办公室,干得少挣得多,出息哩!”
父亲连忙摆手说,干得也不少干得也不少。
这样的寒暄发生了四五次,可见我沉默的父亲平时怎么跟乡亲们夸我的。但如果他知道我撞见女友劈腿,随后因心不在焉而被公司辞退,生活崩溃,回来之前退掉租房,并且删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不知是否还会保持这份骄傲。
现在,面对这些粗粝的面孔,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每张脸都记得——我是在他们的笑声、吼声、骂声和窃窃私语声中长大的,但现在都叫不出名字,像是有一面被时光磨过的玻璃挡在了我们中间。我只能对每一个人笑笑点头。
父亲把我带回了家。记忆中的小平房已经消失,一栋两层小楼立在我面前,但已经不新了,毕竟在寒风中挺立了几年,墙皮都有些剥落。楼房前是一块水泥平地,青灰色的,像倒映着此时黯淡的天空。这块平地用来晒稻谷和棉花,夏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肯定会把饭桌搬出来,在渐晚的暮色中吃完晚饭。父亲照例会喝上二两黄酒。
厨房就在水泥平地的对面,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系着被烟熏火燎而显得焦黑的围裙,搓着手,看着我。我已经离开母亲多年,此时有些哽咽。
“回来了,”她说,“来来来,先吃饭。”
吃饭的过程中,父亲一直沉默着,扒几口饭,就一筷子菜,然后抿一下酒。倒是母亲一直在说话,絮絮叨叨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大伯的儿子退伍后跟几个混混一起在街上游手好闲,抢人脖子上的项链被抓了;隔壁家老来得女,但脑子有问题,五岁多了还坐在门前,冲路过的人傻笑,一笑就流口水;老唐家嫁了女儿,结果在喜宴上,新郎嫌老唐给的茶钱少,当时就把桌子给掀了……
“老唐家?”我放下筷子,抬头问道:“是住在村口路旁的那家吗?”
母亲说:“对对,是那家,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对了,你以前跟老唐家的丫头经常一起玩,还记得吗?”
我默然,扒了一口饭。
“人家现在都结婚三四年了,唉,就是她男人不省心,天天喝酒,一喝酒就吵架,吵架还爱砸东西。电视机砸坏了好几个,前几天把摩托车给踹了,两三千就这么一脚给蹬没了。”母亲唉声叹气,一边说一边低头拨着煤火。
接下来母亲的絮叨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变远了。我匆忙把饭吃完,想去洗碗,母亲拦住了我。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天就开始暗下来了。我从北京回来,奔波了一天,在飞机、火车、大巴和拖拉机上辗转,已经很累了,于是洗漱完就在**躺下了。
我睡得很早,但入睡之后,一场噩梦袭击了我。
梦中,我悬在一条河流之上,河面上有一个漩涡,整个世界都被扭曲了,疯狂地向漩涡涌过去。一切都被吞噬。我也缓缓下沉,不管怎么挣扎,也无法阻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腿沉浸在漩涡里,被绞碎,接着是腰、腹、胸膛,最后轮到脑袋……
我猛然惊醒,瞪着黑暗喘息。这个噩梦太过熟悉,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过程,总是在午夜潜入脑中。这是故乡给我的烙印,无法抹去。
我摸出手机,才十二点。夜晚风大,窗子呼呼振响,我左右翻转都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按开了灯。
白炽灯的光扫开黑暗,照亮了墙角的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些尘土。我想起睡前母亲告诉我,她把我儿时的玩意儿都收在里面了,于是起了兴致,翻开箱盖。
里面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没有玩具,没有记录点滴的笔记本,没有书信,只有几本小学时的课本,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顶部是浑圆金属,下部是方形晶体,中间无缝接和。可能是小时候捡的废品吧,但我拿着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如何来的了,便丢在一边。我接着翻了翻,兴味索然,刚要关上,突然看到课本底下压着几张光碟,上面有已经很淡但依稀看得出清秀的字迹,写着“哆啦A梦”。
长夜漫漫,正好我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有内置光驱,就拿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这几张VCD擦干净,卡进了光驱中。
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熟悉的旋律在这间小小的、冷清的屋子里响起,我吓了一跳,连忙调低声音。屏幕上的画面很模糊,噪点密密麻麻,偶尔还出现因碟面磨损导致的蓝色条纹。
机器猫张开了嘴,舌头上坐着另一只机器猫,它也张开了嘴,里面还有一只机器猫……
我偎在床头,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VCD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这个清冷的空气里清晰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字,如同咒语,一经念起,满脑子都涌出了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地穿过盛夏沸腾的阳光,在湖边钓龙虾,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当时,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如一只烈日曝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一如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稻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浪滚滚的麦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鬼气森森的游**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们玩。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一直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都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杨方伟家里,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家庭。
每个傍晚,附近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连跟媳妇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VCD,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子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VCD。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杨瘸子说:“你叫我换就换?租碟子一张三角钱,你给我?”
众人起哄:“杨老板莫小气,三毛钱抵不上你一斤酒里面掺的水,换嘛!”
“没得,碟子是伟伟租的,他就爱看这个。”
大家只能看动画片,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夸张童稚的画面并不能吸引他们,没多久大人们就陆陆续续起身走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也坐在中间,被电视里这只神奇的机器猫吸引了。它从未来跋涉而至,陪伴在大雄身边,兜里能掏出无穷无尽的宝贝,带着大雄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最重要的是,陪他去接近美丽的静香。我看得如痴如醉,腿上被咬出了好几个大包都浑然不觉。
放了两张碟之后,杨方伟站起来,对我们说:“都放了十集了还舍不得走?回家吧,明天再来。”
我问:“还是这个时候?”
“明天可以早一点,要是太晚了你们回去也不方便,”他转过头,朝我左边说,“露露,你家里有点远,回去要小心点。”
我这才发现,一直在我左边看电视的,是一个女孩子。电视机已经关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到她的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在黑暗中一晃一晃。
我们往回走,各自散开。夏季的田野里并不全是黑暗,有星光在头顶,有萤火在身畔,我走过大路,要途经一片空旷的大稻场。在我还在四处游**的时候,已经走遍了全村,所以很熟悉这条路。但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是那个小女孩。一只萤火虫很近地划过她身侧,我看到她的右边脸颊有一瞬间被照亮,即使是这样的晚上,依然可以看出她的白皙,还有黑亮的眼睛。但我再想细看时,那只萤火虫已经飞得远了。
她也停下了。
我顿时明白——稻场的周围,是一大片坟茔,村里故去的人都埋在里面。此时冷清的夜风吹过,在坟间穿梭,隐隐听得到一阵阵呼啸。坟茔的另一侧,是一条流淌的河,水声啪嗒啪嗒,像是有人在河面上走动。
这个女孩独自穿行,会感到害怕,所以才离我近一点,保持五六米的距离。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那是小学五年级结束的盛夏,我们都很矮小,步子跨得短,走过这片深夜的稻场要花十分钟。我记起了刚才看到的动画片片头曲,轻轻哼唱:“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星空亮起来,风大起来,我们小小的身体在风里穿行。我心里没有一点害怕,连路过那个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时,也步履轻快。
走出稻场,进入村口大路,半里外家家户户灯火连缀。
“谢谢。”
我似乎听到女孩的声音,但又怀疑听错了,因为这两个字太轻,像羽毛落在水面泛起的波纹。风有点大,我转过身,看到女孩已经低着头转到一条小路上。小路不远处是一栋房子,我记得父亲路过这家时,打招呼喊的是“老唐老唐”——村里出名的酒鬼和赌鬼。
她转弯进了屋。
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突然从**跳下来,在木箱子里翻找,但里面只有书和光碟,没有那张照片。
我跑下楼,把母亲叫醒。她正在熟睡,醒来后过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怔怔地看着我。
“妈,我的照片呢?”
“照片……什么照片?”
“就是小学毕业时拍的合照,我记得跟课本放在一起的,你把它放哪儿了?”
灯光有点刺眼,母亲的眼睛眯着,好久才说:“我不记得了。十多年了吧,你找它干吗?”
我也从冲动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在深夜打扰母亲,便摇摇头,回到了房间。窗外依然是铁一样坚硬的黑暗,风在铁中间切割着,声音凄厉。我准备合上箱子,心里一动,把破旧的语文书拿出来,卷了卷,有异物感,一翻开,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照片。
因为一直藏在书中,这张照片躲过了岁月的洇染,没怎么泛黄,只有质地显得有些脆,摸上去有一种粗粝感。
我在照片上仔细寻找。第一排坐着三个教师,居中的是一个脸色阴沉的年老女人。她的目光比面色更阴沉,透过照片,穿越十数年光阴,落在我身上。
我掠过她,在角落里找到了自己。而我的身边,是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我终于看清楚了她,五官精致、秀气,在照片里如同水墨画的点染。她扎着辫子,嘴角有一丝扬起,不知道是在微笑还是因照片失真而引起的。她身后是一片杨树林,叶子被风托起。她的发梢轻扬。
唐露……在被回忆的潮水汹涌吞没前,我念出了她的名字。
那个炎热的盛夏,我停止游**,每天吃过早饭,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守在杨方伟家里。他也够意思,碟放完了就让他爸去镇上带回来。
杨方伟的家境很优渥,是村里第一个铺上瓷砖地板的。我们坐在地板上,凉丝丝的,在夏天特别舒服。
经常有来他家买酒的人,看到我们一大群人老老实实坐在杨方伟家里看电视,都会啧啧称奇。有一次一个又瘦又黑的男人过来买酒,看到我们,冲角落里说道:“露露,去,给我打一斤酒。”
一个女孩站起来,低着头,接过了他手里的酒瓶,走向杨家院子的酒窖。
我正好尿急,也出去上厕所,看到唐露走到杨瘸子身前,怯生生地说:“杨叔叔,我给我爸打一斤酒。”
杨瘸子叼着烟,斜睨她一眼,说:“你爸爸给你钱没有?”
唐露摇摇头。
“嘿嘿,这老唐,赊了我那么多酒,自己不好意思,让个小丫头来打酒——回去告诉你爸爸,不给酒钱,我这小本生意也做不下去。”
但是唐露也没有走,低下头,声音带着些抽泣:“买不到酒,我爸爸会打我的。”
“这狠心老唐,迟早遭报应!”杨瘸子把烟扔下,踩灭了,“跟你爸说,最后一次了啊!”
我怕错过电视,匆匆上完厕所就回到房间,孩子们都在看电视,老唐也坐在一旁,龇着满口黑牙说:“这动画片有什么意思,听人说杨瘸子藏了几部外国电影,自己一个人偷着看。哎,杨方伟,你知道你爸爸把碟子藏在哪儿吗?找出来放,我老唐带你们早点见到真正的女人,比这个动画有意思多了!”
杨方伟皱着眉头,没有理他。其他人也露出嫌恶的表情,但老唐浑不在意,继续满口胡言。
幸好唐露很快提着酒进来,递给老唐。老唐乐呵呵地接过,转身就走了。唐露坐回之前的角落,但周围的人都挪了挪屁股,离她远一些了。
她低着头,好长时间都没有抬起来。我看到一滴眼泪落下来,但很快洇入她的棉布裙角。大概十多分钟后,电视里放到大雄被胖虎和小夫欺负,夸张地哇哇乱叫,她才忍不住抬起头。她脸颊上尚有隐约的泪痕,却被大雄倒霉的画面逗得笑起来。
这个表情又美丽又哀婉,让我记得很深,此后每次看到雨中的花,都会想起她边流泪边笑的脸。
“《哆啦A梦》有多少集啊?”流鼻涕的王小磊没注意到我们,一边看一边问,“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可别给看完了。”
杨方伟一摆手,说:“放心吧,我去租碟子的时候,看到好厚一摞呢。老板跟我说,这个动画片有几百集几千集呢,而且还一直在画,永远不会结束的。”
杨方伟跟我同年级,但比我们都要高大一些,说起话来,有一种在村庄里少见的意气飞扬。他让我们在他家看动画片,俨然已经是孩子头了。大家纷纷点头。
我也被他的话吸引了——“永远不会结束的”。这世上,鲜花常凋,红颜易朽,没有什么是天长地久的。时间会将所有我们心爱的人和事终结。但哆啦A梦不会,杨方伟说,它永远不会结束,它会一直陪在大雄身边。那一瞬间,我有一点热泪盈眶。
“那我们也能一直看到老了?”我情不自禁地问。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也冒了出来,说:“我要一直看下去。”
话音刚落,我和说话的人互看了一眼,正是昨天跟在我身后的女孩。她有些怯生生的,白皙的脸上染着微红。她的五官太精致,我不敢直视,低下了头。
“你脸怎么这么红?”杨方伟纳闷地看着我,然后对女生说,“露露,你放心,你在我家里能一直看下去。”
但是杨方伟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很快,杨瘸子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那可是最高级的玩意儿,连上电视,插一张卡,就能用手柄操纵比尔?雷泽,在二维画面里冒险。所有的男孩子们都被吸引,聚集在杨方伟家里。杨方伟固定用一个手柄,另一个给其他人轮流玩,轮不上的就算是看也看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只有我和唐露非常失落,《哆啦A梦》的VCD光碟被杨方伟退了,换成了一张张游戏卡。我们站在满屋子围观打游戏的孩子们的身后,看了一会儿,默默转身走了。
我往家走,唐露跟在我身后,但直到过了她家,她还是跟着我。“你怎么不回去呢?”我问她。
她指指自己的家,低声说:“我爸爸……”
我于是明白,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周起了风,吹起她淡淡的刘海。我们站在风中。那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郁,我和她都无处可去。
回忆把我推进了睡眠里,醒过来时,天已经大亮。故乡的冬天特别阴冷,没有暖气,我缩在被子里不愿意起来。但母亲过来叫了我几次,只能挣扎起床。
春节将近,家里要办年货了,往常本是父亲搭别人的机动三轮车去镇上买,但他年纪已大,腿脚不好,爬上三轮车后车架时脚滑了几下。我上前拦住了他,说:“我去吧。”
父亲没说什么,进屋给我找了件棉衣。“风大,车开的时候,要裹住脑袋和手。”他叮嘱我说。
这棉衣又破又旧,我拿在手里都有点嫌弃,不愿意裹住手。但三轮车一开,冷风就瞬间变成了刀子,划过每一处**的皮肤。我连忙把衣服的帽子戴上,转过身,背对风口,同时裹住了手。
三轮车在崎岖坎坷的乡间路上行驶,路两旁掠过枯瘦的小杨树,枝丫孤零零的,在冷风中晃啊晃。冬日的村庄,全被一种“灰”笼罩了——灰色的天、灰色的田野、灰色的道路和人家,仿佛所有鲜活的色彩,全都在这个萧索的季节里褪色了。
村里离镇上远,办年货不易,通常都是一辆三轮车载好几家人过去,每家收十块钱路费。我在的这辆三轮车,在村里七拐八弯,接了四五个人上来,都蹲在车架上。
其中一个年轻人我觉得眼熟,正思索着,他先开口了:“胡舟?”
这张脸迅速跟记忆里那个意气飞扬的孩子王重合了。我笑了笑:“杨方伟,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多年了。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吧。”
的确,自从小学毕业,我跟姨妈去了山西,从此确实没有联系过。但他说的也不对,我回来过一次,村子毕竟这么小,还是见过的,只是我跟他关系有些尴尬,远远见到对方,都不会打招呼。现在,我们都缩在一辆顶着寒风前行的三轮车后架上,都缩手缩首,不说话尴尬,开了口却不知如何往下接。
耳边呼啸着冷风,沉默了几分钟,我问:“对了,你现在在哪工作?”
“本来是在重庆当老师,但是当老师吧,”他咧开嘴笑了笑,嘴唇被冻得苍白,因此让他的笑容显得有些苦涩,“挣不到钱,所以年后应该不回去了。”
“那你要去哪里?”
“准备过年了去深圳看看,找份工作吧。”
“深圳压力会很大吧。”
他看了我一眼:“哪里压力不大呢?”
我点点头:“是啊,哪里压力都大。”
“不过跟你不能比啊,”他又笑了笑,“听人说你在北京,做……是做动画片吗?”
我做的其实是漫画,刚想解释,但觉得没有必要,点点头。
“我老婆也快生了,有了孩子就更要钱,我爸的酒厂欠了一屁股债……”他缩了缩肩膀,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听你爸说,你一个月一万多呢,顶我四五个月工资。你看,你是过日子,我是熬日子。你是文化人,你说对不对?”
“谁不是熬呢?我过得也很不好。”
但我这句话他显然不太信。他笑了笑,就没说话了。
接下来,我们一直沉默着。三轮车在冷风中呼啸,许多枯树从我们身旁掠退。四周逐渐由零星的房屋变成街道,人越来越多,摆满了货物的店铺排得看不到尽头。
“到了,你们下车去买年货吧,我买点药。”开车的赵叔叼着烟,吼道,“十二点在这里集合。”
我们蹲得腿脚发麻,下车后活动了好久。杨方伟一边抽烟一边跺脚,几大口就抽完了一根,碾碎了准备走,这时我叫住了他。
“你知道——唐露过得怎么样吗?”
他站住了,转头看着我。
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没来由的窘迫,解释道:“我听我妈说她过得不好,是真的吗?”
杨方伟下意识地又点了一根烟,一口抽掉大半根。“是的,她过得不好,”在朦胧的烟雾中,他的表情有些看不清,“过得很不好。”
没了哆啦A梦,我又恢复了闲**的状态。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唐露一直跟着我,在那个遥远夏天的尾巴上游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