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霖扔下汉堡包：“请你尊重下我的职业！—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都有案可查，我不信你还能不讲证据！”

“全是废话。对现状不满，心里头有压力？这年头谁没压力？谁会对自己生活百分之百满意？”他越吵越来劲。

“……没压力，我会整天查案子，跟领导吵架，手都摔断了？对一切都满意的话，你怎么会一声不吭就跑去外地读博，说分手就分手？—我从小就疯疯癫癫，看来我精神病已经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得赶紧把我抓回去电击。来吧，救救我吧，薛大夫！”

薛霖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贾迪狠狠嚼了一会儿薯条，又冲去前台，把服务员骂了个狗血喷头。没想到吃个薯条也能吃出头发丝来。

但领导们却另有考虑。贾迪的猜测虽然缺乏证据，但是薛霖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根据；何况，这种猜测也不能公开，造成恐慌的可能性先不提，民众们也不会去相信。现代社会，普通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区别本就难以界定，而在这起案件中，除非自杀，否则很难看出谁是“真的有病”。

这其实与警察办案很相似，大家都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在事发之后，才能知道是谁出了什么问题，从而着手补救，但往往为时已晚。公安机关已经计划退出调查，只要不涉及刑事案件，所有的“精神疾病类自杀事件”都将交由医疗系统内部解决。

让领导们大失所望的是，最新一起案件恰恰涉及了刑事伤害。本来踌躇满志的贾迪在听过案情简报后，却再也兴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