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孙恩听说八个郡都起来响应他，对手下说：“天下大事没什么问题了，我要和各位穿着朝服去建康。”不久听说刘牢之到了长江边，又说：“我占据浙江以东，至少也能当个勾践！”戊申这天，刘牢之带兵渡过长江，孙恩听到消息，说：“我跑路也不丢人。”于是驱赶着二十多万男女向东逃跑，在路上扔下了很多宝物、女子，官军只顾着争抢这些东西，孙恩因此得以逃脱，又逃回海岛上。高素在山阴打败了孙恩的党羽，斩杀了孙恩任命的吴郡太守陆瑰、吴兴太守丘尪、馀姚县令吴兴人沈穆夫。

东部地区遭遇战乱后，老百姓都盼着官军到来，可没想到刘牢之等人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士人百姓大失所望，郡县城里都没人了，过了一个多月才渐渐有人回来。朝廷担心孙恩再来，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率领徐州的文武官员在海边驻守。

任命司马元显为录尚书事。当时的人把司马道子称为“东录”，司马元显称为“西录”；西录府门前车马挤满了，东录府门前却冷清得可以张网捕鸟。司马元显没有好的老师朋友，所亲信的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这些人有的说他是一代英杰，有的说他是风流名士。从此司马元显越来越骄横奢侈，暗示礼官上奏议论，说自己德行高、威望重，既然担任录尚书事，百官都应该对他表示最高的敬意。于是公卿以下的官员，见到司马元显都要下拜。当时战乱频繁，国家财政空虚，从司徒以下的官员，每天的口粮只有七升，可司马元显却不停地搜刮钱财，财富超过了皇帝的府库。

殷仲堪担心桓玄专横跋扈，就和杨佺期联姻，互为援助。杨佺期好几次想攻打桓玄，都被殷仲堪制止了。桓玄怕最终被殷仲堪、杨佺期消灭，就报告朝廷执政大臣，请求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执政大臣也想挑动他们互相争斗，让他们离心离德，于是加授桓玄为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又让桓玄的哥哥桓伟代替杨佺期的哥哥杨广担任南蛮校尉。杨佺期又气又怕。杨广想抗拒桓伟，殷仲堪不同意，让杨广出去担任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杨孜敬原先担任江夏相，桓玄派兵袭击并劫持了他，任命他为咨议参军。

杨佺期整顿军队，树立军旗，声称要去救援洛阳，想和殷仲堪一起袭击桓玄。殷仲堪虽然表面上和杨佺期结盟，心里却怀疑他的用心，苦苦劝阻他；但杨佺期不听，殷仲堪只好派堂弟殷遹驻扎在北部边境，来阻止杨佺期。杨佺期既不能单独起兵，又猜不透殷仲堪的真实想法，只好收兵。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东晋末年各方势力角力的混乱图景，其中的人物选择与局势演变，尽显乱世的荒诞与残酷，也暗藏着历史转折的伏笔：

--朝廷与地方的双重溃败：会稽世子元显的倒行逆施堪称“作死”典范——将免奴为客者强征为兵，激化东土矛盾，直接给了孙恩可乘之机。而会稽内史王凝之的表现更具讽刺性：面对叛军，沉迷天师道“跪咒”，既不出兵也不设防，最终身死族灭，堪称“迷信误国”的活教材。这背后是东晋士族的腐朽：养尊处优、脱离现实，连基本的军政常识都已丧失。

--孙恩起义的虎头蛇尾：孙恩初期利用民心骚动迅速席卷八郡，数十万之众看似势不可挡，却暴露了流寇本质。他先是幻想“朝服至建康”，遇挫后又想“作句践”，最终“不羞走”逃入海岛，战略眼光的短视显而易见。而官军的贪婪（竞取宝物子女）竟成了孙恩的“救命稻草”，可见当时军纪败坏到何种地步。这场起义虽未成功，却像一把尖刀，捅破了东晋统治的虚伪外衣。

--刘裕的横空出世：在普遍的腐朽与混乱中，刘裕的登场堪称“破局者”的前奏。孤身面对数千叛军，从坠岸濒死到挥刀反杀、独驱千人，这段记载虽带传奇色彩，却精准刻画了他的勇武与狠劲。出身寒微、被乡邻轻视的他，凭借实战中的悍勇崭露头角，与士族子弟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预示着寒门武将崛起的时代即将到来。

--权力博弈的持续内耗：东晋的内斗从未停歇。殷仲堪、杨佺期、桓玄之间相互猜忌、勾心斗角，朝廷非但不调和，反而刻意“交构”以坐收渔利，最终只会加速自身崩溃。元显与其父道子的“东西录”之分，更是荒诞：西府车水马龙，东第门可罗雀，折射出权力更迭中的畸形生态。而元显聚敛无度、富逾帝室，与“司徒以下日廪七升”的窘境形成强烈反差，阶级矛盾的激化已到临界点。

整体来看，这段历史是东晋灭亡的倒计时：士族腐朽、民心背离、外有叛军、内有野心家，而刘裕的出现，则为这个烂摊子注入了变数。各方势力的混战与挣扎，最终将催生出新的秩序，但代价是无数生灵涂炭。乱世之中，个体的勇武（如刘裕）、愚昧（如王凝之）、贪婪（如元显），共同谱写了王朝崩塌前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