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苻坚听说慕容恪死了，心里盘算着打燕国的主意，想探探虚实，就派匈奴的曹毂出使燕国，让西戎主簿郭辩当副手。燕国司空皇甫真的哥哥皇甫腆和侄子皇甫奋、皇甫覆都在秦国当官，皇甫腆还是散骑常侍。郭辩到了燕国，挨个拜访公卿，跟皇甫真说：“我本来是秦国人，家里人被秦国杀了，所以投靠曹王。你哥皇甫常侍和皇甫奋、皇甫覆兄弟，我都认识。”皇甫真怒了：“我跟境外的人没交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怕不是来搞间谍活动的吧！”于是报告慕容暐，请求严查，结果太傅慕容评不同意。郭辩回去跟苻坚说：“燕国朝政乱糟糟的，完全可以打。不过要说能看清局势的，也就皇甫真一个人。”苻坚说：“人家那么大国家，总不能一个聪明人都没有吧！”

没多久曹毂死了，秦国把他的部落分成两半，让他两个儿子分别统领，号称东曹、西曹。

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罗崇攻打宛城，成功拿下。赵亿逃跑，赵盘退回鲁阳。桓豁追到雉城，抓住赵盘，留兵守宛城，自己回去了。

秋天七月，燕国的下邳王慕容厉等人打败敕勒，缴获几万头马牛（“发家致富，全靠缴获”）。

之前慕容厉的军队路过代国，踩坏了代国的糜子田，代王什翼犍气炸了。燕国的平北将军武强公慕容泥带幽州兵驻守云中。八月，什翼犍攻打云中，慕容泥弃城逃跑，振威将军慕舆贺辛战死。

九月，任命会稽内史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扬州的晋陵诸军事，兼任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秦国的淮南公苻幼谋反时，征东大将军、并州牧、晋公苻柳，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苻双，都跟他有勾结。秦王苻坚因为苻双是亲弟弟，苻柳是苻健的爱子，就没追究（“家丑不可外扬，先压一压”）。后来苻柳、苻双又跟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苻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燕公苻武谋划造反。镇东主簿南安姚眺劝苻廋：“您是国家重臣，该帮着平叛，咋能自己搞事呢？”苻廋不听。苻坚听说后，征召苻柳等人回长安。冬天十月，苻柳占据蒲阪，苻双占据上邽，苻廋占据陕城，苻武占据安定，全都举兵造反。苻坚派人劝他们：“我待你们不薄啊，为啥要反？现在撤回命令，你们退兵回岗位，以前的事既往不咎。”还拿咬过的梨当信物（“歃血为盟太老套，咬梨为信显诚意”），结果没人理他。

代王什翼犍攻打刘卫辰，当时河冰还没冻实，什翼犍让人用芦苇捆住流冰，没多久冰就冻上了，但还不够结实，又在上面铺了层芦苇，冰和草冻在一起，像座浮桥。代兵踩着浮桥过河，刘卫辰根本没料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带着宗族往西逃跑。什翼犍收编了他六七成的部落，大胜而归。刘卫辰逃到秦国，秦王苻坚送他回朔方，还派兵保护他（“收个小弟，以后好用”）。

十二月甲子日，燕国的太尉建宁敬公阳骛去世。任命司空皇甫真为侍中、太尉，光禄大夫李洪为司空。

“内核解读”

公元366年至367年的太和年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矛盾激化、格局动荡的关键阶段。这段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乱世中权力博弈的残酷逻辑、地缘政治的复杂交织，以及个体选择对历史走向的深刻影响。透过《海西公纪》中简练的史笔，我们能清晰看到三个维度的历史脉络：东晋内部的权力失衡、前秦与周边势力的战略扩张，以及北方各族政权的兴衰离合。

东晋：门阀内斗与军事颓势的恶性循环

东晋太和年间的政治生态，始终笼罩在“权臣阴影”之下。大司马桓温凭借军功积累的威望，成为左右朝局的核心力量，其与门阀士族的权力博弈贯穿这段历史始终。公元366年冬，桓温对庾氏家族的打压（“大司马温忌之”），次年正月便以“不能救鲁、高平”为由罢免庾希，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借军事失利清除异己。这种“外患未除、内斗先行”的政治逻辑，成为东晋长期积弱的根源。

在军事层面，东晋呈现出“被动防御”的颓势。荆州刺史桓豁虽有局部行动（攻南郑、救宛城），却难以扭转整体劣势。公元366年南阳督护赵亿叛降前燕，致使宛城失守；次年燕军连破鲁、高平数郡，东晋在淮河流域的防线屡屡告急。值得注意的是，桓温此时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巩固权力上（如公元366年冬加授司徒昱特殊礼遇，实为权力平衡的政治表演），而非提升国防实力，这种“重内轻外”的战略倾向，为后来的淝水之战埋下隐患。

前秦：战略扩张与内部整合的双线推进

与东晋的颓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秦的崛起态势。苻坚继位后，重用王猛等贤才，在军事扩张与内部治理上同步发力，展现出清晰的战略规划。公元366年秋，王猛、姚苌等率军攻掠荆州，“掠安阳民万馀户而还”，既掠夺了人口资源，又试探了东晋虚实；公元367年讨伐敛岐、救援李俨的军事行动，则体现出前秦对陇西地区的强势掌控。

前秦的崛起并非单纯依靠武力，更在于其“恩威并施”的治理智慧。在处理李俨叛乱时，王猛先以军事优势大破张天锡，继而以书信劝降（“若将军退舍，吾执俨而东”），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对投降的敛岐部落“皆降”而不诛，对叛将李俨最终赦免任用（“坚以俨为光禄勋”），这种灵活的政策既削弱了对手，又减少了统治阻力。正如史载王猛对前燕的评价“燕朝政无纲纪，实可图也”，前秦已将统一北方提上战略日程。

前燕与凉州：权力更迭与地缘博弈的悲剧性

前燕在太和年间经历了关键的权力转型期。太宰慕容恪作为辅政重臣，在367年临终前力荐吴王慕容垂（“吴王文武兼资，管、萧之亚”），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然而这一建议未被燕主慕容暐采纳，反而因太傅慕容评的猜忌（“评不许穷治郭辩”），错失了挽救国运的机会。慕容恪之死成为前燕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死后不久前燕便陷入“朝政无纲纪”的混乱状态。

凉州地区的张天锡与李俨之争，则是地缘博弈的典型案例。公元366年李俨“与秦、凉绝”的自立尝试，很快引发前秦与前凉的军事介入。张天锡虽一度出兵讨伐（“天锡自将三万人屯仓松”），却在王猛的军事压力与外交劝降下退兵，反映出凉州势力在强秦面前的无奈。这种“夹缝求生”的处境，最终导致凉州地区逐渐被前秦吞并，成为统一北方的重要一环。

北方部族：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抉择

在各大政权博弈的间隙，北方部族的生存状态更显艰难。代王什翼犍与前燕的冲突（“什翼犍攻云中”），与刘卫辰的战争（“收其部落什六七而还”），本质上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政权的资源争夺。什翼犍“以苇纟亘约流澌”渡冰河的战术智慧，虽展现出部族的顽强生命力，但在组织能力更强的前秦面前仍显弱势——当刘卫辰投奔前秦后，苻坚“送卫辰还朔方，遣兵戌之”，实际上将代国纳入势力范围，体现出农耕政权对游牧部族的战略压制。

历史启示：权力平衡与战略远见的永恒价值

太和年间的历史风云，为我们提供了多重启示。在权力结构上，东晋因“权臣专断+门阀内斗”导致效率低下，前秦因“君相契合+战略清晰”而崛起，印证了“政治平衡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这一规律；在战略选择上，王猛的“军事威慑+外交灵活”完胜张天锡的“盲目对抗”，说明“审时度势比匹夫之勇更重要”；在人才任用方面，苻坚对姚苌、王猛的信任（即便姚苌曾属敌对部落），远胜前燕对皇甫真的猜忌，揭示出“人才流动决定国运兴衰”的深刻道理。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在于：乱世之中，任何政权若不能平衡内部矛盾、确立长远战略，终将被历史淘汰。前秦的崛起与前燕的衰落形成的镜像对比，东晋的内耗与前秦的整合展现的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十六国时期最具启示性的历史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