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没锁，就怕你不推。

我盯着那张泛黄的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老楼像一头被遗忘在城市角落的困兽，斑驳的水泥墙皮剥落如干涸的血痂，三楼那扇碎了玻璃的窗，空洞得像是在呼吸。

背面那行铅笔字轻得几乎看不清，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扎进我心里。

“我哥在里面三年了，不吃药，不说话，门焊死了。”

没有署名，只有地址——城东区青松巷17号302室。

寄件人信息是手写的：小敏，城东菜场西区第二排，卖绿叶菜。

我拨通社区电话时，对方语气麻木：“又来问陈老师的事？早就不接我们电话了。消防队去年强拆过一次门，他拿菜刀架脖子上，说谁进来他就跳。后来街道办也不敢动了……精神鉴定早就过了，但没人敢送医。”

“他妹妹还在联系他？”

“小姑娘可怜啊，每天送饭贴门口，喊两声‘哥’。开始还能听见碗摔的声音，现在……连响都没有了。”

挂了电话，我把照片传进公益联盟内部群。

孙专家秒回：“这是‘闭门综合征’最极端的案例之一——物理封锁只是表象，心理防线才是真正的高墙。”

刘培训师沉默许久，发来一句语音，声音很轻：“有些门，不是为了隔绝世界，是为了保护仅存的自己。”

我看着这句话，忽然想起夜灯屋签到簿上那个改了名字的“陈建国”。

他曾把自己关在黑暗里，靠一支蜡烛活着，直到一封信让他亲手吹灭了火苗。

而现在，另一个陈姓的男人，却被钉死在一扇铁门之后。

不能破，只能叩。

第二天上午，“开门计划”第一试点正式启动。

目标：青松巷17号302。

孙专家提出“三级敲门法”，听起来温柔得近乎荒谬，可正是这种不施压的方式，才有可能撬动一根绷了三年的神经。

第一天，我们在门前放下“无声关怀包”：保温饭盒装着热粥和蒸蛋，一张手写便签——“今天有您爱吃的白米粥，咸菜是新腌的”，还有一个红色应急按钮，按下就能直连值班中心。

没人动。

第二天，饭盒原封不动，连勺子都没碰。

便签被人用铅笔在边上写了两个字：“勿扰”。

第三天，饭盒消失了，便签还留着，只是边缘被水浸湿了一角，像是有人握了很久。

第四天清晨，负责静默陪伴的老周准时出现在楼道。

他是退休工人，脸上总带着笑纹，话不多，坐在小板凳上读报纸，三十分钟，一分不差。

走时轻轻把椅子归位。

那天晚上，饭盒又不见了。而便签背面多了一行歪斜的小字：

“盐少放点。”

我们所有人围在会议室看监控回放，张评估师皱眉：“这算什么进展？一条便签批注？数据不足以支撑资源持续投入。”

我就在这时候放出了那段录音。

是小敏昨天录的，她站在门外，声音不大，却清晰：“哥，菜涨价了，你最爱的空心菜八块一斤，我给你留了一把，放门口了。”

录音里，停顿了几秒。

然后，极轻微的一声“咔”。

像是门栓松了一毫米。

“听见了吗？”我看向张评估师，“不是我们在靠近他，是他开始听这个世界了。”

第五天，老周坐下不到十分钟，门缝下突然滑出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一个字：“水。”

当晚，我们送去净水桶和滤芯机。

第七天，门缝里传出沙哑的声音：“水桶……放门口。”

声音像生锈的齿轮，磨得人心疼。

第十一天，药盒放在门口。

一个小时后，门开了一条缝，只够伸出手。

那只手枯瘦、颤抖，指甲缝里全是灰。

接过药盒时，指尖蹭到了我的手腕——冰凉，却有脉搏。

刘培训师蹲下身，离那条十厘米的缝隙不到半米，轻声说：“你不是麻烦，你是有人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