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枚褪色的红领巾，指节发白。

它轻得几乎没重量，却压得我胸口生疼。

那行铅笔字在我脑海里反复浮现：“你忘了少先队宣誓那天，是谁替你扶正了队旗？”每一个字都像钉子，凿进我童年的记忆裂缝里。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久到肖潇然走过来轻轻唤了我三声。

“林致远，你还好吗？”

我没回答。

转身就走，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了图书馆。

阳光刺眼，街道喧嚣，可我耳边只有父亲临终前那句模糊的呓语——“老周……他本不该改那一笔……”还有这红领巾上的字，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正在撬开一扇尘封二十年的门。

我要去县档案馆。

吴法律专家接到电话时正在整理案卷，听完我说的每一个细节后，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等我，我马上到。”

他说得冷静，但我听得出他呼吸变重了。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场个人复仇，而是一次对身份制度根基的叩问。

两小时后，我们站在县档案馆的大门外。

阳光斜照在斑驳的墙面上，这座建于九十年代的老楼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藏着太多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以公民身份起源重大疑点为由，申请调阅1998年林家屯小学毕业班合影及学籍原始登记资料。”吴法律专家将盖有联盟公章的《信息公开函》递进窗口，语气平稳却不容置疑，“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十三条，以及最高法关于身份权司法解释第九条，本案涉及基本人格权确认，属于优先受理范畴。”

窗口后的工作人员翻着文件，眉头越皱越紧。

“这……得审批，至少三个工作日。”

“我们现在就要。”我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锋利，“那张照片里的人，篡改过我的人生。”

吴法律专家补充：“若拒绝依法公开，我们将立即向省级监察机关提起行政监督申请，并同步启动公益诉讼预备程序。”

空气凝固了几秒。

终于，那人叹了口气，拿起内线电话。

等待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窒息。

我们在走廊长椅上坐着，谁都没说话。

我摩挲着怀表，金属的凉意渗进掌心。

时间一分一秒地爬，每一秒都像是在提醒我：有人曾用一支笔，轻轻一划，就把我从原本的位置抹去。

直到下午三点十七分，档案管理员抱着一个泛黄的硬壳文件夹走出来。

“找到了，1998届毕业合影，原始底片扫描件。”

我的心跳几乎停了一拍。

照片投影在临时调出的屏幕上——一群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的孩子站成三排，背景是斑驳的砖墙和一面歪斜的国旗。

我一眼就认出了年幼的自己，站在第三排最右边，脸还带着婴儿肥，眼神怯生生的。

而站在队伍侧前方，扶着队旗杆的那个女人……

我猛地站起身，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是她。

周芸。

如今的县妇联副主任，全县“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先进个人”，电视上频频露面的模范干部。

可此刻，她就站在这张泛黄的照片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左手扶旗，右手搭在一个孩子的肩上。

正是我。

“她不仅是你的班主任。”吴法律专家盯着屏幕，声音低沉，“我们查了教育局备案记录——她是当年全村唯一具备正式教师编制的户籍代办人，所有户口迁移、出生证明补录，都要经她签字上报。”

我咬紧牙关，脑中轰鸣作响。

接着，他又调出一份扫描件：我家九七年迁户手续的原件影印本。

签名栏上，写着“周芸”两个字。

“比对一下。”他说。

技术人员将签名与周芸近年公开教案笔记进行笔迹重叠分析。

几秒后，屏幕上出现绿色标记——七处特征点完全吻合，相似度98.6%。

“这不是巧合。”吴法律专家缓缓摘下眼镜，目光如刀，“这是系统性顶替。有人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在为你伪造一个‘不存在’的身份。”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冷。

原来这么多年，我不是在寻找真相，而是一直活在别人的谎言里。

当晚，吴法律专家熬到凌晨三点，写完《关于林致远家族户籍异常情况的司法建议书》。

证据链完整：地契归属、父亲临终声纹比对、笔迹鉴定、红领巾信物、旧内网Ip溯源……每一份材料都被编好归档，密封后分别寄往省纪委监委、公安部打拐办、国务院信访局。

与此同时，陈公益代表发起联署行动。

三十家关注乡村治理与教育公平的机构联合发声，要求启动“清源行动”专项调查。

微博话题#谁替我扶了队旗#阅读量破五亿，无数网友晒出童年合照，讲述自己家族被“消失”的经历。

第三天中午，中央某督导组正式宣布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