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德时期留下的管理混乱、人浮于事的后遗症并非一朝一夕能清除。

更致命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发威。

计划调拨的任务逐年减少，厂里必须自己“找米下锅”。

但习惯了等靠要的销售科，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显得笨拙而无力。

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型号陈旧，在与南方新兴乡镇企业和灵活私营企业的竞争中，轧钢厂的产品屡屡败下阵来。

厂里的效益一落千丈。

奖金成了奢望，有时候连基本工资的发放都成了问题。

工人们从最初的期盼，到后来的失望，再到如今的麻木和怨气。

茶余饭后，车间里谈论的不再是技术革新和生产进度，而是谁家又有人停薪留职去做小买卖了，哪个车间又要优化组合了。

许大茂的日子也不好过。

宣传科的地位一落千丈，厂里都没钱搞文体活动了，他还宣传什么？

他试图往新成立的“改革办公室”里钻营，但杨厂长深知其为人，根本不予重用。

失去了权力的滋养，许大茂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只能偶尔在厂里阴阳怪气地散播些“杨厂长观念老旧，跟不上时代”的怪话，但应者寥寥。

回到家，对着同样唉声叹气的秦京茹，两人更是互相埋怨，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这与傻柱家的红火形成了鲜明对比。

“何家菜”饭馆生意越来越稳，口碑传开，甚至有些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

傻柱虽然忙累，但心里畅快，挣的是实实在在的钱，看到的是顾客满意的笑容。

娄晓娥的商业头脑得到了充分发挥，已经开始谋划着开分店的事宜。

何晓也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学习成绩不错，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这天，傻柱特意炒了几个拿手菜，打包好，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回了趟轧钢厂食堂，不是去上班，是去看望他的老哥们儿，食堂班长王师傅等一帮老伙计。

食堂里也冷清了不少，工人手里没钱，舍得下馆子改善伙食的少了，好多人都带饭或者回家吃。

王师傅看到傻柱，又看到他提来的香气四溢的菜肴，感慨万分：“柱子！还是你小子行啊！跳出去了，海阔天空！看看咱们这……唉！”

傻柱给老兄弟们分着菜，看着食堂里稀疏的人影，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虽然离开了，但对这座承载了他青春和汗水的工厂，还是有感情的。

“王头，别这么说，厂子肯定会好起来的。”傻柱安慰道，但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苍白。

“好起来？难喽！”另一个老厨师叹气，“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咱们厂这套，过时了。

柱子，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有手艺，饿不着。”

工人们围着傻柱，吃着久违的美味，聊着以前的趣事和眼前的困窘，气氛热烈又带着几分悲凉。

傻柱的成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和迷茫。

消息传到杨厂长耳朵里，他沉默了片刻，对秘书说：“何雨柱同志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走出去闯出一片天，是好事。

总比大家都困死在这里强。”

他走到窗前，望着庞大的厂区，机器还在轰鸣，但似乎少了过去的那股冲天的干劲。

他知道，过去的辉煌或许真的很难再现了。

轧钢厂需要的，或许不是他这样的“守成者”，而是一场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一个能带领大家闯出新路的人。

而他，可能已经力不从心了。

这种无力感，也悄然弥漫在南锣鼓巷。

院里在轧钢厂上班的人家越来越多地唉声叹气，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就连三大爷阎埠贵，算计的内容也从如何占小便宜变成了如何节省开支。

陈小满和安雨琪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来医馆看病的工人中，因忧思过度、焦虑失眠的多了起来。

安雨琪开药时，都会尽量选用效果相当但价格更实惠的药材。

“小满，这轧钢厂，真的就不行了吗？”安雨琪有些难过地问，她记得小时候轧钢厂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单位。

陈小满轻轻摇头：“不是不行，是时代变了。

大船转弯，总是需要时间和代价的。

阵痛难免，只希望最终能找到新的方向吧。”

南锣鼓巷依旧沐浴在阳光下，但时代的阴影和变革的阵痛，已经悄然笼罩了这里的人们。

有人像傻柱一样奋力游向了新岸。

有人像杨厂长一样在旧船上苦苦支撑；更多的人，则在迷茫与期盼中，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轧钢厂的风云变幻，成为了那个年代最深刻的注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