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涉及到隐私问题。”林砚之犹豫了，“如果我们获取了摄像头的数据，会不会侵犯居民的隐私权？去年我们就因为无人机航拍时拍到了居民的阳台，被投诉侵犯隐私，最后赔偿了50万。”

陈教授摇了摇头：“隐私保护不是绝对的，关键是要明确数据的使用边界。我们可以和公安局合作，只获取人口密度的统计数据，不保留任何个人影像信息，而且数据传输过程中要采用加密技术，确保不会泄露。”

经过多次协商，“凌云速递”终于和市公安局达成了合作。智能摄像头的数据通过加密通道传输到无人机的调度中心，实时为动态伦理评估模型提供支持。但就在项目即将落地时，新的反对声音出现了。

“我们不需要无人机配送！”在老城区的居民座谈会上，一位大妈拍着桌子喊道，“前几天我家孙子在院子里玩，一架无人机突然掉下来，差点砸到他！现在又要在我们这装这么多摄像头，我们还有隐私可言吗？”

大妈的话引起了其他居民的共鸣，不少人纷纷点头附和。林砚之耐心地解释道：“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安装了最新的避障系统，而且会根据人口密度实时调整飞行路线，尽量避开人群。至于摄像头数据，我们只用来统计人口密度，不会保留任何个人信息。”

但居民们显然不买账，一位大爷站起来说：“你们这些大公司，嘴里说的好听，谁知道背地里会不会偷偷收集我们的信息？再说了，无人机配送虽然方便，但抢了多少快递员的工作？我儿子就是快递员，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比以前少了一半！”

这句话戳中了林砚之的痛处。她一直忽略了无人机物流带来的就业问题。据统计，“凌云速递”推出无人机配送后，已经有300多名快递员因为业务量减少而被裁员，虽然公司提供了转岗培训，但大部分人因为年龄和技能原因，很难适应新的岗位。

“就业公平也是无人机物流必须考虑的伦理问题。”陈教授在会后对林砚之说，“我们不能只追求技术进步，而忽视了对传统从业者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探索‘人机协同’的配送模式，让无人机负责长距离、高风险的配送任务，快递员负责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和客户服务。”

林砚之采纳了陈教授的建议，她立刻调整了公司的配送方案。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区，无人机将货物送到指定的配送站点，再由快递员上门配送；在郊区和工业园区，则由无人机直接配送。同时，公司还开设了无人机操作和维护培训班，让被裁员的快递员有机会转岗成为无人机技术员。

三个月后，“凌云速递”的无人机配送事故率下降了80%，居民投诉量也大幅减少。但林砚之知道，这只是开始。无人机物流的伦理风险防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

这天下午，林砚之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配送订单——一位住在山顶的老人需要购买常用药品，但山路崎岖，快递员无法送达。林砚之亲自操控无人机，带着药品飞向山顶。

当无人机缓缓降落在老人院子里时，老人激动地握住了林砚之的手：“姑娘，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以前买个药要走两小时山路，现在半小时就能送到，太方便了！”

林砚之看着老人脸上的笑容，突然明白了无人机物流的意义。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技术，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安全、隐私和公平。

夕阳下，无人机带着空的配送箱飞回总部，林砚之站在山顶，望着远处的黄浦江。她知道，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伦理风险出现，但只要坚持以人文本的原则，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无人机物流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伦理风险防控，将永远是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