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不代表合法合规。”李薇反驳道，“上个月有个用户用你们的AI写了遗嘱，去世后子女发现遗嘱里把房产留给了没血缘关系的人，原来是用户输入信息时填错了，AI没做任何提醒。现在子女已经起诉了你们平台，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

王磊的语气软了下来，但还是不甘心：“那我们的损失怎么办？用户要的是方便、便宜，你们的规范一出来，我们还怎么活？”

“不是让你们活不下去，是让你们走得更稳。”周明宇拿出一份数据报告，“我们调研发现，70%的用户其实愿意为‘人工复核’付费。你们可以把AI定位成‘法律助手’，而不是‘律师’，比如AI先解读法条，再让人类律师做补充，这样既降低了用户成本，又保证了服务质量。”

经过反复沟通，平台终于松了口。团队趁热打铁，制定出了《AI法律咨询伦理规范》，里面明确写着：AI仅限提供基础法律知识解答，禁止起草重要法律文书、代理诉讼；涉及婚姻、刑事等复杂案件，AI需强制弹出“建议咨询人类律师”的提示，并提供附近律所的联系方式；所有AI回复的末尾，必须标注“仅供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

规范实施的那天，林夏正好又打开了“法助AI”。这次，当她输入“想离婚，怎么争取抚养权”时，AI没有直接给方案，而是先解读了《民法典》里关于抚养权的条款，然后弹出一个红色的提示框：“您的问题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建议咨询专业律师。以下是您所在区域的3家正规律所，点击可查看联系方式。”

就接通了律师的电话。律师耐心地问了她分居的时间、女儿的年龄、双方的经济状况，还提醒她要收集丈夫出轨的证据，甚至帮她预约了免费的线下咨询。

挂了电话，林夏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看着屏幕上“仅供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提示，突然觉得很安心——原来技术的边界，才是对用户最大的保护。

三个月后，“技术伦理治理中心”收到了一封来自林夏的感谢信。信里说，她顺利离婚，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现在已经重新找了工作，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信的末尾，她写了一句话：“谢谢你们，让AI成了真正的‘助手’，而不是‘陷阱’。”

周明宇把信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旁边还贴着其他用户的反馈——有超市老板用“AI+人工”的模式拟定了新的供货合同，再也没出过纠纷；有大学生在律师的帮助下，成功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还有那位因为邻里纠纷住院的老太太，在居委会和律师的调解下，跟邻居和好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周明宇指着墙上的信，对团队成员说，“技术可以低成本，但不能低责任。代码里的每一行规则，都该藏着对人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正义’。”

窗外，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那些信纸上，也落在团队成员的脸上。张凯打开电脑，正在优化AI的提示算法，他要让“建议咨询人类律师”的提示更精准；李薇在整理新的投诉数据，发现规范实施后，纠纷率已经下降了60%；周明宇则在准备下一次调研，他们还要去更多的城市，把这份规范推广出去。

林夏不知道的是，她的那封感谢信，后来被印在了《AI法律咨询伦理规范》的宣传册上。册子的封面，是一行醒目的字：“技术的温度，藏在它知道自己该停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