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又飞往巴西，与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代表沟通“允许领域”。对方担心清单会限制“疾病治疗用微生物”的研发，比如针对热带病的工程菌。林砚当场修改条款，加入“发展中国家可优先获得基础研究技术支持”的内容，还承诺建立“伦理豁免通道”——若某国面临突发疫情，可申请临时开展特定微生物合成研究，但需24小时内通报国际监督组。

争议最大的是“实验室安全等级”条款。某欧洲国家代表提出“P2实验室可开展部分低风险合成研究”，林砚直接拿出数据：2022年，全球57%的合成生物安全事故发生在P2实验室，其中两起导致操作人员感染重组细菌。“必须是P3以上，而且要定期接受国际核查，这是底线。”她的语气没有丝毫退让。

就在清单草案即将定稿时，意外发生了。陈阳在整理全球实验室名录时发现，某军工背景的企业竟偷偷改建了P3实验室，以“研究新型抗生素”为名，购买了合成鼠疫杆菌的关键试剂。

“他们的申请材料全是假的！”陈阳将证据拍在桌上，“伪造了伦理审批文件，还隐瞒了军工背景。”

林砚立刻联系国际监督组，对方却表示“没有执法权，只能发函警告”。情急之下，她想到了周明远提到的“全球合成生物试剂追溯系统”——这套系统由各国海关和试剂生产商共同搭建，可追踪所有危险生物材料的流向。

“我们可以联合试剂厂商，暂停向这家企业供货。”林砚迅速制定方案，同时联系该企业所在国的监管部门，提供伪造证据。最终，这家企业的实验室被查封，相关负责人被追责。

这件事让所有人意识到，光有清单还不够，必须建立“全链条监督机制”。林砚团队连夜修改草案，加入三条关键内容：一是所有合成生物研究需在国际监督组备案，隐瞒研究目的者终身禁止从业；二是危险生物试剂实行“实名制购买+流向追溯”，每一步转移都需记录；三是P3以上实验室每半年接受一次国际核查，不合格者立即关停。

2024年6月，在联合国生物安全大会上，《合成生物伦理研究清单》正式发布。清单明确划分“允许领域”和“绝对禁止领域”：前者包括疾病治疗用微生物、环境修复用工程菌等6类研究，后者涵盖致命病毒合成、生物武器相关技术等12项内容；同时要求所有研究必须在P3以上实验室开展，成果若用于军事目的，将追究相关国家和企业的责任。

发布会后，林砚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来自十年前那家军工企业的前研究员。对方在邮件里说，当年他因拒绝参与“细菌武器改造”而辞职，如今看到清单发布，终于松了口气。“你们划清了红线，也给真正想做科研的人留了路。”

回到实验室，林砚再次走进无菌舱。显微镜下，“靶向溶瘤微生物”正在动物模型的肿瘤组织中精准繁殖，没有扩散到其他器官。陈阳兴奋地报告：“动物实验数据很好，下一步就能进入临床了！”

林砚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想起周明远说过的话：“技术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用技术的人守住底线。”她知道，清单不是终点，未来还会有新的技术挑战伦理边界，但只要有人始终站在“安全红线”前，合成生物学就能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

傍晚时分，夕阳透过实验室的窗户，洒在《合成生物伦理研究清单》的副本上。封面上的“人类共同安全”六个字，在余晖中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