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望着墙上悬挂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副本。三天前他递交了辞呈，带着237份原始样本数据投奔了一个神秘组织——由12个沿海国家科学家组成的“深海伦理联盟”。此刻会议室里正爆发激烈争执，帕劳代表的声音尖锐如刀：“资源所属国必须拥有基因专利的否决权！”而美国代表团的回应同样强硬：“过度监管会扼杀科研创新。”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平衡机制。”陈默推门而入时，手里的平板电脑正显示着一个动态模型——蓝色的地球投影上，无数光点沿着海岸线流动，每个光点都标注着深海基因的采集点与所属国。“建立一个全球共享平台，所有采集活动必须在平台登记备案，资源所属国拥有研究成果的优先使用权。”

他的话让争吵声戛然而止。联盟主席、肯尼亚海洋生物学家阿莎·奥杜瓦接过平板，指尖划过那些闪烁的光点：“更重要的是利益分配。去年全球生物科技产业从深海基因中获利超过800亿美元，而资源提供国获得的回报不足2%。”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的方案是：商业化收益的50%必须回馈当地社区，用于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

接下来的六个月，谈判桌上的交锋堪比深海探测的惊险。当日本代表团以“科研自由”为由拒绝签署协议时，陈默展示了他们秘密进行的章鱼基因与贝类基因融合实验——这种被称为“深海猎手”的生物能破坏他国沿海养殖网箱，本质上已是生物武器的雏形。“平台必须设立红线。”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任何基因研究都不得用于军事目的，所有项目需通过国际伦理委员会审查。”

2042年春分，《深海基因伦理共享公约》在摩纳哥正式签署。陈默站在蒙特卡洛海洋博物馆前，看着电子屏上实时更新的数据：已有143个国家加入平台，登记深海基因样本2.7万份，37项专利技术开始向资源所属国支付回馈金。帕劳的第一笔到账资金被用于建立海洋保护区，巴西的原住民社区拿到了“海灵草”药物的生产授权，挪威的鳕鱼基因库则成为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本。

深夜的实验室里，陈默调出深渊火虫的基因序列。屏幕旁新贴的标签上写着：“共享编号S-739，合作研究方：帕劳国家大学、诺斯生物（改造后）、世卫组织抗病毒中心。”他想起雷蒙总统的话：“深海给了我们生存的馈赠，我们不该让它成为少数人的宝藏。”

窗外，地中海的浪涛拍打着礁石，像在重复一个古老的承诺。那些沉睡在深海的基因密码，曾见证地球诞生之初的脉动，如今在伦理框架的守护下，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生命的奇迹——不是被锁进专利证书的保险柜，而是流淌在共享平台的数据流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