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学期开始后，苏芮每周三下午都会出现在肿瘤医院的伦理咨询室。林砚秋坐在她对面，看着她给患者家属解释基因治疗的风险收益比。有次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拍着桌子质问“你们这些搞伦理的是不是想看着人等死”，苏芮递过去一杯温水，轻声说：“我妈妈也在三号病房接受治疗，她昨天还说，知道每一步风险的选择，哪怕结果不好也不后悔。”

那天结束后，林砚秋带苏芮去了研究院的档案室。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保存着二十年来的伦理审查档案：2018年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调查报告，2025年自动驾驶伦理决策算法的争议记录，2030年太空采矿伦理公约的谈判手稿……最底层的箱子里，是一叠泛黄的信纸，是当年团队在地下室熬夜制定准则时，互相鼓励的便签。

“你看这张。”林砚秋抽出一张写着“如果我们放弃底线，后代会怎样评价我们”的纸条，“当年王教授写这句话时，窗外正飘着雪。现在想想，所谓传承，就是让每个时代的人，都能听到这样的追问。”

寒假前的最后一次项目会上，陈阳演示了新研发的算法伦理检测系统。当屏幕上出现“性别偏见指数下降72%”的结果时，周院士突然鼓起掌来。老人最近记性越来越差，却清晰记得每个算法参数的伦理依据。“记得加入动态调整模块。”他指着屏幕角落，“技术在变，人心也在变，伦理准则不能是刻在石头上的戒律。”

散会后，陈阳扶着周院士走出大楼，发现雪不知何时落了下来。老人突然停下脚步，望着研究院门口那棵松树：“三十年前，我在这里栽下它时，还只是根树苗。”松枝上的积雪簌簌落下，落在两个相携而行的身影上，像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

第二年春天，苏芮的母亲顺利完成治疗。女孩在致谢信里写道：“现在我终于明白，科技伦理不是冰冷的规则，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的承诺。”她决定放弃直博的机会，先去基层医院做两年伦理专员。林砚秋在信末批注：“真正的伦理实践，永远在实验室之外。”

研究院的走廊里，新挂起了一排照片。左边是二十年前团队在日内瓦的合影，右边是苏芮、陈阳他们在伦理咨询室的工作照。两张照片里的人隔着时空，眼神却有着相同的坚定。

林砚秋站在照片前，手机震动起来。是苏芮发来的视频，画面里她正在给乡镇医生培训伦理规范，黑板上写着“最小伤害原则”六个字。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户，在字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林老师，这里的医生说，以前总觉得伦理是大城市的事。”苏芮的声音带着笑意，“现在他们知道，哪怕是给村民做基因检测，也得把知情同意书念到每个人都听懂。”

挂掉电话，林砚秋走到窗边。楼下的丁香花开得正盛，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说说笑笑地走过，其中有人背着印着“科技伦理传承计划”的帆布包。她想起周院士常说的那句话：“我们播下的种子，终会在他们心里长成森林。”

办公室的日历上，圈着下个月的国际科技伦理峰会。今年的主题是“下一代的伦理使命”，苏芮和陈阳将代表中国青年学者发言。林砚秋翻开准备好的发言稿，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所谓传承，不是让后来者重复我们的脚步，而是让他们在面对新的伦理困境时，能想起我们曾如何坚守——为了让科技的光芒，永远照亮人性的善良。”

夕阳透过玻璃幕墙，在稿纸上投下金色的光晕，那些字迹仿佛在光里轻轻跳动，像一颗颗正在萌发的种子。